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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的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写到——

从这个提纲挈领式的第一条可以看出，文革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多的，包括：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改革教育；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4、“破四旧”，改革文艺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现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目标时，也会遇到抵抗，但这种抵抗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清除的。最大的抵抗，就是来自于本次文革最主要的目标，即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因着这个目标是如此明显地有指向性，自然也遭到了党内当权派自发自觉的抵抗。

也正是由于文革除主要目标外还有不少附带目标，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比较容易，斗争转移也因此比较容易。

斗争转移的方式，部分在“四清”时就使用过了，比如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除了这个手段外，还有诸如打砸抢、挑起群众斗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统论、形左实右等等手段。而“十六条”里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强调，则让某些志在转移斗争目标的人看到了一个“瓷器”，也看到了为了保护瓷器，猫儿放过老鼠的可能。实际上，这也使得在整个十年里，运动呈现出间断态势，同时也并没有完成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文艺界不是双方斗争的主战场，但每次运动必然文艺先行。文艺、文化界批判的转移似乎也有迹可循，但我不是非常肯定，也希望大家指教。

《海瑞罢官》被目前研究者视为文革在文艺批判方向的肇始，但我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也分析了当时上海的情况，更倾向于认为姚文元对吴晗该剧的批判并非江青或张春桥授权的，当然，这个问题目前我还看的不是很清楚，准备留到以后章节细论。

《人民日报》对《海》剧的批判在1966年3月12日之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文章皆有，比如说最后一篇比较中立的文章的，是3月12日的孙光萱、刘钝文写的《一分为二看“清官”》（孙是文革时期上海“鲁迅传编写组”的，在前段时间和余秋雨就“写作组”的事打过笔墨官司）。随后，《人民日报》和北京的报纸不仅对吴晗的此剧大开杀戒，且批判扩大到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而上海的《文汇报》则在66年4月11日依然刊登了杨复武的《应该肯定海瑞是清官》。在4月11日后，《文汇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批判文章，而《人民日报》的批判在3月19日就已经开始升级。对此的解释有两种：或者《文汇报》的“宽厚”是为了“引蛇出洞”；或者，《文汇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如果真的是“引蛇出洞”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奇怪地发现，赞同吴晗《海》剧的，除了一个年轻人被枪毙外（这个年轻人是如此地有名，以至于现在成了揭露文革黑暗最“强大”的弹药，可惜他的死，我认为与《海瑞罢官》无关），其他人不过是进了毛泽东女儿也进过的“五七干校”。

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吴传启的批判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虽然该文将吴晗依然称为“同志”，但在文中严厉地定义说，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在3月25日后，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批判不仅开始升级，批判范围也开始扩大。

那么，关锋、吴传启等人是不是江青等人的“打手”呢？

我在看这段时间的批判文章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在关、吴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关、吴是江青用来打击上至刘少奇，下至彭真等人的“棍子”，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文中这样写刘少奇。随后我找了找资料，发现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外链出处。

李雪峰回忆道：

李雪峰的访谈我也不敢轻易采信，因为坊间流传的他的回忆录，也有不少问题，如对柯庆施活动时间记忆有误。在这里拿出这个访谈，只是提供另一个可能。

不过，在8月8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里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主题批判几乎看不到了，有也是在对周扬“国防文学”，也即“全民文学”的批判里的附庸罢了。

斗争转移最明显的，是打砸抢，这方面的回忆录非常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主要死亡事件的发生时间，如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死亡，即发生在8月5日，而主要打手，为当时年方16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邓榕。

打砸抢还表现在对“破四旧”的歪曲理解。在“十六条”里，明确地把“破四旧、立四新”定义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说，破和立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但在8月2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破四旧”被曲解成了“砸老牌子

应该公正地说，“十六条”定义不细也给了打砸抢一定的借口。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战略性文件，“十六条”不需要也不可能细致地规定所有细节。而且对于成文法规，是一定不可能做到逻辑内洽的同时包罗万象的。如果某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漏洞就是为了转移目标，总是可以找出来的。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形左实右”，是文革初期最常用的手段。其实在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文革意图刚刚透露的5月底就出现了，即派驻工作组。派驻工作组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呢？目前的回忆录大多认为毛泽东是认可了，大多认为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和同时向北京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但在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江青于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则不支持这个说法

从江青的发言可以看出，至少在6月，毛泽东依然不知道派驻工作组的事，也不支持派工作组。

工作组在文革期间激化了矛盾，很多老师、学生对立，已经学生之间的争斗都发生在工作组进驻期间。

由于“十六条”里明言“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因此搅乱生产也成为转移斗争的主要手段。从8月9日后的一系列社论、新闻报道要求各行各业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必须搞两套班子，不能让生产停滞，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生产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了。

生产受影响可以归咎于对文革的抵抗和斗争转移，自然也可以归咎于文革本身。第二种观点即为目前的主流观点。在此我必须标明态度，也是我理解的文革发动者的态度——生产是为了大众百姓的福祉，如果没有对生产关系和对分配原则的确定，则只会导致生产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霸占——金条真的是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至于对文革主要目标，即“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的抵抗，则表现得更明显了，在1966年年底和随后数年，以及文革后的清算时期，这个抵抗表现为对造反派的仇恨——其实红卫兵只是泼向文革的污水，当权派最恨的是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这也可以从运动中和运动后个人际遇和命运中看出来。

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可以在斗争转移中看到。这是否也说明文革的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遭遇部分失败呢？

文革是否失败了？我认为只是部分失败，在此帖里大致说了点链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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