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1139 阅 65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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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7 0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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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向上A
天天向上A`61828`/bbsIMG/face/0000.gif`70`5772`19342`278548`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2010-08-30 08:17:44`
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 55

十六条的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写到——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从这个提纲挈领式的第一条可以看出,文革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比较多的,包括: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改革教育;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4、“破四旧”,改革文艺及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现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目标时,也会遇到抵抗,但这种抵抗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清除的。最大的抵抗,就是来自于本次文革最主要的目标,即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因着这个目标是如此明显地有指向性,自然也遭到了党内当权派自发自觉的抵抗。

也正是由于文革除主要目标外还有不少附带目标,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比较容易,斗争转移也因此比较容易。

斗争转移的方式,部分在“四清”时就使用过了,比如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除了这个手段外,还有诸如打砸抢、挑起群众斗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统论、形左实右等等手段。而“十六条”里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强调,则让某些志在转移斗争目标的人看到了一个“瓷器”,也看到了为了保护瓷器,猫儿放过老鼠的可能。实际上,这也使得在整个十年里,运动呈现出间断态势,同时也并没有完成文革的主要斗争目标。

文艺界不是双方斗争的主战场,但每次运动必然文艺先行。文艺、文化界批判的转移似乎也有迹可循,但我不是非常肯定,也希望大家指教。

《海瑞罢官》被目前研究者视为文革在文艺批判方向的肇始,但我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也分析了当时上海的情况,更倾向于认为姚文元对吴晗该剧的批判并非江青或张春桥授权的,当然,这个问题目前我还看的不是很清楚,准备留到以后章节细论。

《人民日报》对《海》剧的批判在1966年3月12日之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文章皆有,比如说最后一篇比较中立的文章的,是3月12日的孙光萱、刘钝文写的《一分为二看“清官”》(孙是文革时期上海“鲁迅传编写组”的,在前段时间和余秋雨就“写作组”的事打过笔墨官司)。随后,《人民日报》和北京的报纸不仅对吴晗的此剧大开杀戒,且批判扩大到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而上海的《文汇报》则在66年4月11日依然刊登了杨复武的《应该肯定海瑞是清官》。在4月11日后,《文汇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批判文章,而《人民日报》的批判在3月19日就已经开始升级。对此的解释有两种:或者《文汇报》的“宽厚”是为了“引蛇出洞”;或者,《文汇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如果真的是“引蛇出洞”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奇怪地发现,赞同吴晗《海》剧的,除了一个年轻人被枪毙外(这个年轻人是如此地有名,以至于现在成了揭露文革黑暗最“强大”的弹药,可惜他的死,我认为与《海瑞罢官》无关),其他人不过是进了毛泽东女儿也进过的“五七干校”。

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吴传启的批判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虽然该文将吴晗依然称为“同志”,但在文中严厉地定义说,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在3月25日后,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批判不仅开始升级,批判范围也开始扩大。

那么,关锋、吴传启等人是不是江青等人的“打手”呢?

我在看这段时间的批判文章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在关、吴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如果关、吴是江青用来打击上至刘少奇,下至彭真等人的“棍子”,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文中这样写刘少奇。随后我找了找资料,发现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外链出处

李雪峰回忆道:

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

李雪峰的访谈我也不敢轻易采信,因为坊间流传的他的回忆录,也有不少问题,如对柯庆施活动时间记忆有误。在这里拿出这个访谈,只是提供另一个可能。

不过,在8月8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里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主题批判几乎看不到了,有也是在对周扬“国防文学”,也即“全民文学”的批判里的附庸罢了。

斗争转移最明显的,是打砸抢,这方面的回忆录非常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主要死亡事件的发生时间,如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死亡,即发生在8月5日,而主要打手,为当时年方16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邓榕。

打砸抢还表现在对“破四旧”的歪曲理解。在“十六条”里,明确地把“破四旧、立四新”定义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说,破和立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但在8月2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破四旧”被曲解成了“砸老牌子

”——“‘全聚德’烤鸭店的革命职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的鼓舞下起来闹革命,砸掉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个字,正式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在北京的代领下,其他城市也纷纷出现打砸老店、破坏文物的现象。相比而言,《人民日报》的报道谨慎得多,也因而有了更多饰非的可能。我们的报纸里,看不到太多打砸抢,只看得到少许痕迹。

应该公正地说,“十六条”定义不细也给了打砸抢一定的借口。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战略性文件,“十六条”不需要也不可能细致地规定所有细节。而且对于成文法规,是一定不可能做到逻辑内洽的同时包罗万象的。如果某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漏洞就是为了转移目标,总是可以找出来的。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形左实右”,是文革初期最常用的手段。其实在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文革意图刚刚透露的5月底就出现了,即派驻工作组。派驻工作组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呢?目前的回忆录大多认为毛泽东是认可了,大多认为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和同时向北京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但在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江青于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则不支持这个说法

“她在谈到派工作队的问题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队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队,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从江青的发言可以看出,至少在6月,毛泽东依然不知道派驻工作组的事,也不支持派工作组。

工作组在文革期间激化了矛盾,很多老师、学生对立,已经学生之间的争斗都发生在工作组进驻期间。

由于“十六条”里明言“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因此搅乱生产也成为转移斗争的主要手段。从8月9日后的一系列社论、新闻报道要求各行各业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必须搞两套班子,不能让生产停滞,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生产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了。

生产受影响可以归咎于对文革的抵抗和斗争转移,自然也可以归咎于文革本身。第二种观点即为目前的主流观点。在此我必须标明态度,也是我理解的文革发动者的态度——生产是为了大众百姓的福祉,如果没有对生产关系和对分配原则的确定,则只会导致生产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霸占——金条真的是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至于对文革主要目标,即“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的抵抗,则表现得更明显了,在1966年年底和随后数年,以及文革后的清算时期,这个抵抗表现为对造反派的仇恨——其实红卫兵只是泼向文革的污水,当权派最恨的是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这也可以从运动中和运动后个人际遇和命运中看出来。

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可以在斗争转移中看到。这是否也说明文革的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最后不得不遭遇部分失败呢?

文革是否失败了?我认为只是部分失败,在此帖里大致说了点链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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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隔路山贼,Levelworm,
最后于2012-02-27 17:56:58改,共2次;
2012-02-27 0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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