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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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8 06: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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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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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扫盲与一个哲学民族的诞生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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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毛泽东、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被误解了,于是我找到百度百科外链出处和《人民日报》上的相关文章又看了看。百度百科是这么说的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并于7月4日下午,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长谈之后,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话,据称长达十几个小时。我不知道目前的资料有没有真正地抓住谈话要点,但从这些资料来看,毛黄对话的核心,讲的就是大多数人理解的周期率,而不是军阀混战后的治乱问题及军人统治问题。虽然黄炎培的观点,是从自身体验的微观事物中得出的,但他忧虑的是“一部历史的周期率”。从之前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视,以及入京前毛泽东与众人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历史周期率”的理解,乃朝代兴亡大事。

怎么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呢?毛泽东的应对是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显然,这个答复也是对朝代兴亡大事的答复,而不是对“军阀交接班可能出现问题”的答复。

民主的根本,毛泽东认为首先就是启发民智——不少左派感叹“晚年的毛泽东心太软”,似乎毛泽东在肉体上消灭了刘邓等人,中国就会一直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但毛泽东明白,没有刘邓也会有张三李四王五。毛泽东并非“过于仁慈”,文革的目的也从来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意识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只承认“导师”这个称号的原因。

增益民智和教诲方法论,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个是用数学等理工科思维来训练逻辑能力并培养方法论,另一个是哲学启蒙。相比而言,哲学启蒙更彻底、更保险,也可以成为理工科思维的基础,最关键的是,哲学启蒙潜移默化又影响深远。

哲学体系的培养,其实并不需要“高文凭”,甚至可能不需要认识很多字,因为可以阐明世界本质的哲学,一定是简洁的、直指人心的哲学。在本章节的最后,我附了一张196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的话照亮了我的心》。这篇文章是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52岁的女社员、文盲顾阿桃的发言提纲。顾阿桃不识字,因此发言提纲里有很多图画,但这并不妨碍她理解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可见,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毛泽东著作,就是简洁有效的哲学普及工程。

在文革前甚至在全国解放前,毛泽东著作已经规模出版了,但真正地大规模普及,则是文革期间。1966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文化部出版局姚发奎的文章,反映毛泽东著作印刷太少的问题。文中说道,1962年全年,毛泽东著作只占全年出书的0.5%,用纸量不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重印书用纸量的百分之一(可见当时几部古典著作重印就占了一半用纸量,其他书籍包括人文和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印刷量也不多)。1966年8月8日,即“十六条”通过当日,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并计划在66年和67年印行3500万部《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省、市、自治区还额外地自行负责印制《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9月21日,《毛泽东选集》简体字横排本第一卷开始发行。1966年国庆前后,《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9月30日,开始印行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

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从9月7日起,毛著售价也有所下降:《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四号字本上下两册售价七角,五号字本售价五角;乙种本四号字本售价三角五分,五号字本售价二角五分。《毛主席语录》六十四开的塑料封套本售价四角五分,平装本售价二角五分;学生用的三十二开本,售价二角。

“愚蠢小猪”(钟庆)把文革期间及之前毛著的普及,视为文字扫盲的工具,说

“读‘子曰’读了2000年,中国没有扫盲;读‘毛曰’读了10年,中国就基本扫盲了。”
但在我看来,“毛曰”最大的功绩还不是文字扫盲,而是哲学扫盲。经过10年左右普及毛著,毛泽东的文风才成为中国大陆的文风(因而迥异于半文不白、逻辑混乱的港台言语),毛泽东语录成为比“子曰”更风行的日常用语,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体的马列毛哲学思想,也如此深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只有在与外界交往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地与众不同。

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养成,体现在“不破不立”上。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个体系也因此最终得以成型。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评者》的社论,文中说

有人说,“中国七亿人都是批评家。”不管说这句话的是什么人,不管他们对这件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句话是反映了一个事实: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了对旧世界、旧事物、旧思想的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几次思想斗争和文艺批判,但这时中国的大部分人,从思想上说依然没有新生,依然带着浓厚的旧世界的内核。当今中国大部分人世界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文革及其余泽的功劳。文革后,神权、王权、宗权、夫权才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权威的质疑才不会被视为异端;独立自主、自信自强而不是等靠要、己不如人的思想,才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政治正确”;我们才会如此熟练地运用“一分为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辩证思想;才会承认并发挥“半边天”的能力;甚至,这个民族才第一次整体地形成了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绝不是失败。

这些思想的获得,特别是集体精神的养成,是个“熵减工程”,是某些人口里的所谓“违反人性本能的”,是需要能量补充的,因而在文革后的清洗和某些有意识的措施的消磨下,衰减了不少。但这些思想是如此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以至于深刻地影响了现在和以后中国人的基因——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回到孔老二思想统治一切的旧社会了,请回100个孔老二雕像,叫上1000个于丹,也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改造,首先体现在对独立、自主精神的培养上,对自由、解放精神的追求上,和对民族最终必将实现崛起的自信的养成上。毛泽东非常讨厌那些不幸身为奴隶却长了颗奴才心的人,比如说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毛泽东曾多次撰文批判贾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道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对贾桂的批判,不仅体现在对外交往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对民众个体精神的要求上,如对清官论、圣人论的摒弃。

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改造,也体现在普通百姓参政议政热情上。在毛泽东之前,“礼不下庶人”,自然“智也不下庶人”。士大夫们再怎么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的“匹夫”是不关心也没法关心世事的,更谈不上参与了。在文革期间普及毛著并大树普通人标兵后,中国百姓才开始真正地议政并试图参政。1966年的《人民日报》上,就有工农兵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专栏。直到现在,中国人对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关注,依然是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

之前,有网友质疑说文革时普通人的参政是做样子,是“被主人”, “顶多就是跟风喊‘打倒’和‘万岁’”。别人我不甚了解,但陈永贵文革期间的发言我看过不少,我认为他不仅有当副总理的才干,也尽了职责。当然,很多工农兵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时,需要锻炼。不是工农兵难道就不需要锻炼了么?四代核心刚上去时,表情多拘谨啊!

这种工农兵参政伊始不够熟练因而就不配当政的机械论观点真的不值得一驳,小孩刚走路时不够优美,就因此不要让孩子学走路了么?何况文革结束时,工农兵代表的被撤被关押,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熟练,只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官僚体制走上去的。他们极强的参政意识,才是他们被清算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1966年的“破四旧”,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首先表现为对封建迷信思想、神权、王权、宗权、夫权、私有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批判。

毛泽东曾经说过:“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还说过:“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1966年全年,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用多篇幅报道了各地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事例。在报道这些事例时,不仅强调破除迷信对消除“等靠要”思想、激发自力更生精神和群众主观能动性以及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破除迷信对减轻农民日常负担的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购买符纸、花幡等封建迷信用品的消费,也减少了婚丧宴请费用)。

破除迷信最有成效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1966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由于宗教盛行,解放初期西藏改革特别是风俗改革难度很大,很多地区农业新技术的推行非常困难,农业生产也因此非常落后。学习毛著、大破神权后,拉萨河流域的农牧民就开始围歼地老鼠了,而之前地老鼠和虫豸被藏民视为“喇嘛转世”、“活佛身上的虱子”。经过“破四旧”,一些新的农业技术也可以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了(在此必须说一下,我不少亲戚是四川人,有一些在藏区工作过。据他们说,那种“藏民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原因不可能不信教”的说法是错误的,把毛泽东当成喇嘛的替代物或升级版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在文革期间,藏族的宗教意识已经大为减少。农奴主在改开后复辟,才重新请回了菩萨和喇嘛,不从事生产的人才再次大幅增加)。

学习毛泽东的《组织起来》并推行集体化后,中国广大农村的宗族意识其实已经大幅减少了。而对王权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主人翁意识的培养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上。 “农民运动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的说法,和新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政权的定义,无疑对在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间里其实是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批判王权和宗权的同时,始自50年代初对《武训传》的批判和65年以来对清官的批判(批《海瑞罢官》、批《谢瑶环》等),也动摇了农民根深蒂固的清官、圣人情结——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有前提的,即六亿人民(那时已经是7亿人民了)自身意识的觉醒。没有这个觉醒,没有对清官、圣人情结的批判,人民是不可能成为舜尧的。

毛著的普及,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并余泽至今——即妇女解放。毛泽东一向重视妇女的作用,认为妇女可以当起“半边天”。他不仅说过“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还说过,“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1966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杨浦的《“家属”新论》,这篇文章指出,由于女性经济地位的低下,加之很少从事家庭以外的生产,造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当家属这个词专指女性时,就说明女性没有获得经济解放,也就无从获得政治解放。这篇言论是为大庆“家属队”解决大庆地区主要的粮食和蔬菜供应而评论的。实际上在1966年以前,已经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新疆建设兵团、大庆等“大而全”企业,实现了“家属”(主要是妇女)的9成以上就业,有的地方妇女就业率甚至高达97%以上。女性就业率的上升,也必然导致其家庭话语权的增加,包括在谁做家务活上的话语权。是年的《人民日报》,有多篇文章报道了女性在投入社会生产后,要求男性分担家务、并要求减少子女生育数量的文章。

妇女解放一直是毛泽东提倡并力行的政策。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很多左派朋友,主要是男性朋友,把这个伟大的功绩拱手让给了右派。我明白部分男性“像雄孔雀般喜欢炫耀羽毛”的习惯,也明白某些男性在自身不够高大时想打压女性以衬得他相对高大的猥琐心理。但我一直认为,现在的社会变革,无论大小和程度如何,都已经离不开女性的支持和参与了。如果某些狭隘的男性左派成员依然持贬低女性的观点,则他们的所谓“革命”,必将失败。

女性的解放,其道路必须走马列毛道路,即通过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来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从而达到政治上的解放。女性地位的提高,绝对不是“金丝雀”般的提高,而是“自己买花自己戴”,是对话语权的把握。

学毛著,破四旧,不仅体现在对神权、王权、宗权、夫权的批判上,也体现在对私有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批判。

除了大跃进末期部分地区大砍自留地外,在毛泽东时代,农民一直是有自留地的。各处自留地的大小,视乎人均土地面积的大小,但确实一直有,这个可以从整个文革期间对“只关心自家的自留地,而不顾集体生产”等观念的批判上看出来。1966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刘九珍、陈洪全两位农民写的怎样通过学习毛著,消除以前只管自留地、不管集体生产的自私思想的。

学习毛著也分层次——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毛著时,其精力可能主要放在对《论十大关系》、《矛盾论》、《实践论》等政经理论和辩证法的学习上。而文化素养较低的农民,刚开始学的是“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农民这个群体,属于毛泽东笔下具“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群体,其革命性之所以不如无产阶级,是因为农民部分地占有了生产资料。集体化后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但大部分农民身上的“封建遗留”或曰“小资心理”并未完全消除,主要体现在集体意识的不足上。“老三篇”的前两篇,讲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毛泽东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教育,主要就是说要培养农民的集体意识、纪律性和大公无私的思想。

对旧思想的批判,也体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意识的培养上,以及对形而上学、烦琐哲学的批判上。而这两项,不仅在农村有体现,在城市、工厂和科研上也有所体现。

196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一文中,陈永贵对烦琐哲学进行了批判

坚持简便易行,有利群众,做到有制度不烦琐。如果制度过于烦琐,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制度了。大家每天要干的是生产劳动,不是搬制度。劳动一天回来两腿泥,谁有好气去费那些脑筋呢?再说社员有不少人是老粗,弄得过细,反倒把他弄糊涂了。从效果上看,弄得再细也不见得能把所有矛盾都解决了,反而把社员养成了斤斤计较的习气。

在工业生产和科研上,主要批判的是己不如人的洋奴思想,和机械唯物论、烦琐哲学。通过学习后,不少科学巨匠,如钱学森等,对辩证法非常着迷,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非常推崇。而提倡自力更生,批判洋奴思想和批判等级制度等权威思想,是中国工业体系能够最终建成的关键。

不破不立,破是前提,立是根本。在破除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旧思想的同时,工农兵也被鼓励发表哲学文章。1966年,《哲学研究》杂志刊登了解悦、黄华庭、王玉文、李素文等人的哲学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则不仅刊登了童第周、唐敖庆等科学家的哲学文章,还专门设立了《工农兵谈哲学》栏目,1966年,《红旗》杂志也发表过《工农兵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等评论员文章。在1966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丁效润”的文章《辩证法教人聪明》(丁效润是上海市委自然辩证法写作组的集体笔名),文章里列举了多项运用辩证法解决生产科研实际问题的事例。

毛主席著作在国外的大量发行,也使海外出现了不少学毛著标兵,各国媒体对毛泽东著作也非常重视,尤以日本为甚。在10月15日《人民日报》的《国外来信》栏目上,刊登了日本读者阿部的来信《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阿部的来信中写道:

当我从《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上看到日本某些学者写了《卖西瓜还要哲学吗?》等诽谤性的文章时,我很生气。普通的人民讲哲学这件事,在日本是那些学者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对哲学这门高深的学问被人民所掌握十分反感。
显然,中国普通百姓学习哲学的热情,也输出到海外了,成为输出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

前些年和几位非大陆人士聊过国家和法律的定义,我才明白中国大陆的定义原来这么地直指本质,这么地“一语道出某些人不欲人知的‘不愉快’真相”——我坚持认为,中国教科书上对国家、法律等名词的定义,最能道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现在不知道改没有)。不仅这些名词的定义言简意赅,对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名词定义,也是一语道破事物真相。我相信,这和中国采取辩证法教学而不是教诲烦琐的机械论有关。

在审视了文革历史和中国几千年历史后,我认为中华文明的精髓一直在大陆,过去在,现在也在,将来也必定在——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拥有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口,不仅仅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是主体民族的精神产物,也因为我们进化了,而别人没有。

这其实是我能够保持乐观的最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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