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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从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的部署看太祖的战略视野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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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当然,土鳖包括毛先生本人,也有些不成熟之处……

张少送常公回宁后,发表《对张杨的训词》,以图捞回面子。土鳖这边没沉住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对蒋介石氏声明的声明》——从文笔看,很可能是毛本人的手笔。该声明将西安谈判时双方同意不对外公布的常公承诺,悉数道出。常公为此气得要死。

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来电,对中共中央提出严厉批评:

我们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这种解决可能遭到破坏,这不仅是由于竭力挑起内战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由于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尽管近来党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一些修改.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党实际上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这个批评比较过份,一票中共大佬都很不满。

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和准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参加者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林彪、林伯渠、张浩(林育英)、吴亮平、郭洪涛、张国焘、何凯丰。

林育英发言称:

抗日反蒋的指示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并且斯大林同志是看过了的。况且我们对这个口号的局限性早在1936年2月以后就渐渐注意到,并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与国际指示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国际主张用群众逼,而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主张用张学良、杨虎城这些地方实力派来逼。“所以,与国际路线没有什么不同”。

张闻天说:

这次我们是很大胜利,红军是没蚀本的。当然这一胜利是不是有保障,相当的保障是有了,但绝对的保障要看国际形势以及各种条件来决定。至于蒋介石的亲笔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条件,着重的是陕南要驻我们红军。谈判若是成功后,对蒋的态度是要有新的转变的,应赞助他控制南京政府。过去反蒋是要反的,逼蒋是要逼的,现在要拥护蒋的时候是要拥护的,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假如他要打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打。要使他逐渐相信我们的确能给他以赞助。关于宣言,理论上不要讲的很多,要知道这是很难的,至于要说明我们要消灭帝国主义,何必要这样春蠢?我们要说的是主张和平的诚意,是将陕甘的行动说明,我们的行动已得到全国的同情。我们可以说明要恢复孙中山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口号下行动。

倒是毛泽东很有几句自我捡点与批评:

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地,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在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放蒋之后,认为他近乎投降,公开宣布其承诺的条件更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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