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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八章(1)

第八章

一九四二年的夏季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敌后抗日战场上的最后疯狂。在这场军国主义恐龙和共产主义地拨鼠之间的生死搏斗中,八路军损失惨重。参谋长左权将军和数十位团以上干部牺牲;上万官兵伤亡;唯一的兵工作坊黄烟洞兵工厂被破坏殆尽;大片根据地沦陷为敌占区或游击区。表面上看,恐龙大获全胜,但已经精疲力尽,终究没能逃过最后的审判,而地拨鼠则生存下来,一直坚持到胜利。

地拨鼠要生存,就得有钻地洞的办法。就父亲的体验而言,一九四二年的中国共产党绝对称得上是伟大。中共中央好像把下边的困难看得清清楚楚,对部队的思想状况也了如指掌。及时提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的两年,争取抗战胜利”的口号,坚定人们的信心。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度过难关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一年前李鼎铭先生在陕北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的议案,此时得到了上下认同。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四二年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特别是总部突围,左权将军牺牲的教训,教育了党,教育了部队,认识到领导机关庞大,行动不方便,不能适应战斗的要求。旅部也是一样,机关过大,不但自己行动不便成为指挥的累赘,而且往往是敌人捕捉的对象。因此,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很快得到贯彻。”

精兵简政的实质就是主力部队彻底游击化。根据上级指示,把三八五旅一分为二,与分区合并。旅长陈锡联兼三分区司令员,政委谢富治兼六分区政委。九团、十四团驻三分区;十三团驻六分区。司、政、供、卫机关也分开与三、六分区合并。父亲被合并到三分区。合并后的分区机关也大为精简。旅政治部原有八个科级组织,其中的宣传科,教育科合并成一个宣教科,原来统共十七、八个干事只留下四五人。原来每个科长都配了一匹马。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更牛气,一人两匹(每匹马当然有一个饲养员);司令部的马更多。行起军来,政治部接司令部,简直象个骑兵连。与分区合并后,把科长的马统统取消了,分区首长包括政治部主任的马也从两匹减为一匹。当时,父亲刚分到一匹马,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热,就从四条腿又回到了两条腿。这可是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了,不压于今天取消某人的宾利专车,但父亲没有任何抵触情绪。道理很简单,机关臃肿害处是明摆着的:到底是自己的一匹马重要?还是部队的生存更重要?部队要没了,别说个人的前途,就是死活都说不清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敌人的凶恶残忍帮助了土八路的精简。另外,那次精简是当官的带头,真正的“阳光政策”,人人都可以看见。连司令员、政委的“特权”都减少了,小小的科长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和全国解放后,每次精简越减机关越臃肿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从机关精简下来的干部、人员都充实连队,马匹充实骑兵连。遇到敌人“扫荡”时,干部大都分下去,随连队行动,领导机关变得灵巧了,司、政、供、卫在一个锅里吃饭,指挥部队,工作配合,都更方便、更有效。

父亲的麻烦主要是旅的宣传队。旅宣传队原来是从师宣传队划过来的,男女老少几十号人,能演一台大戏。行起军来,道具服装,鞍、马、箱、笼也是一大串,非精简不可。宣传队只能留下几个身强力壮的,行起军来能自己携带道具、服装、背包、标语筒和宣传品。其他人就只好交给地方,分散安置在根据地的各个村庄内。不过,在选择村庄时,父亲颇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日本人在根据地内部安插了很多钉子,小规模的袭击,骚扰不断,那里都不安全。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把人员尽可能安排在距离敌伪大据点不远的村落,利用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当然,父亲对竺青的安排还是耍了一点小“特权”。他在太行山东麓找了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一支刚从冀南过来的战斗部队,情况紧急时可以依靠。

竺青临走那天,父亲瞅着房间里没人,想把从陈锡联手里弄来的那支钢笔送给她。要知道,那可是父亲身上唯一值俩钱的东西。竺青看都没看,嘴一撇:“谁稀罕那玩艺儿。”随手给撂桌上。她坐回炕头,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匀匀气儿;接着,掏出一条小手绢,很明显是家里带出来的,把钢笔仔细擦了擦,重新别回到父亲胸前的口袋上,嗔怪地说:“好歹你也是抄抄写写的,别有事没事儿拿自个儿的东西送人。”

“小心叫人看见。”父亲连连躲闪。

“看见怎么啦,共产党时兴的就是自由恋爱。”

“看你说的,部队嘛,还不得讲个纪律。”

“就你讲纪律,那你进屋来干什么?要注意影响呆外边去。”竺青生气地说,转身开设整理炕上的背包。

“看你打的那个背包,松松垮垮。当了多少年兵,还这样。”父亲推开竺青,自己上前把背包捆了个结结实实。

部队精简后,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没有粮食,再坚强的队伍也得散伙。

最初,旅部机关还有点白面馍馍。白面吃光了,就是一顿接一顿的小米干饭。不久,小米干饭变成了半干半稀。再后来就得搀和些野菜煮成糊糊,每人几大碗下去,肚皮倒是溜溜圆,撒泡尿就没了。最后,连这种半干糊糊也不管饱了,开始了真正的原始共产主义:定量配给。

这天,旅部开完会,大家一窝蜂去食堂,其实就一农家小院。进了门,所有人都奇了怪,以往,炊事班到了开饭的时间,就会把几桶饭放在院子中央,任谁吃多少舀多少,吃光了事。今天新鲜,司务长亲自把勺,旁边还放着一架秤,每人一碗,先过过秤,多了还得倒回去。稀饭粘稠度还挺高,只是里面多是不顶事儿的土豆块,外加少量小米和玉米,和着一团团千穗谷叶子。千穗谷是一种野菜,可以喂牲口作饲料。不知今天吃多了油大的新生代会不会拿这尝尝鲜,反正当年缺油少盐的父亲觉得涩牙。陈锡联首先不乐意了,对司务长叫道:“嘿,大老王,你搞的是啥名堂呀?稀饭都不让人吃饱,还打不打仗了?”

司务长翻翻白眼,哼哼着说:“俺说大旅长,要尥蹶子别冲着俺。供应科的规矩是你们上头定的:先保证战斗部队。俺大老王跑遍了四乡八村,也搞不到额外的粮食。旅直是后娘生的,就这么点儿东西,谁也不能饿死,你叫俺变戏法呀?俺得会呀。没法子,克服克服吧。”

父亲看着秤,用筷子叮叮当当敲着碗底,笑着说:“这办法好,管吃不管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绝对公平。最好大家的胃口也能平均一下。”

“这还不好办?谁觉得自个儿肚子大,拿刀削去一块儿不就行了。”九团一营长马克坚乐哈哈地说,他原来是独立团团长。前段时间脸上挨了一枪,破了相。现在刚养好伤,要回部队,暂时呆在旅部。

“还是留着点空地儿好。冒冒酸水,少吃点子醋,见了大姑娘也不会两眼发直。”父亲说得嘻嘻哈哈。

“是啊,我们黎明同志才算得上正人君子,见了大姑娘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政治部主任山路挤眉弄眼地说:“就别看见木头,竹子什么的。一看见,那玩意就得翘起来。”

“噗,”陈锡联蹲在地上,抱着碗呼噜呼噜正吃得高兴。一听这话,忍不住把口中的饭全喷了出来。他用筷子指点着山路骂道:“你小子缺德不缺德?政治部主任怎么当的?还教不教育战士了?”

“政治部主任算个啥?整天就是干巴巴说教,说教,唾沫星子不当饭吃。山路同志在乎的只有妇联主任,而且是个把。那才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父亲回敬山路道。

“啥叫飞流直下三千尺?驴撒尿还差不多。人干那事儿嘛,还是水滴石穿这条成语来得恰当。”山路不愧是老革命,见过世面,说起话来脸不红筋不涨。

“嘿,说你吊,你越装出个吊熊样。还鸡巴个共产党员呢,说出这种话,害不害臊?”陈锡联起身,捶了山路一拳,拿着空碗走到司务长面前,说:“还剩多少,都给我添上,省得便宜这帮臭知识分子。”

所有人一拥而上,高呼:“要共产就彻底共产,打倒土豪劣绅。”

接下来,大老王可是找到了好东西:把喂牲口的黑豆煮熟了给人吃,管饱。夸张点儿地说几天都不饿,唯一的问题是拉不出屎。每个人都呲牙咧嘴,拿着根木棍儿往自个儿的屁眼里捅。

一脸菜色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到连队去改善伙食。理由嘛,很充分:了解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情况。正好,冀南过来的那支部队刚编入三八五旅,自己一直想去却没来得及,不如借此跑一趟。何况还可以顺便看看竺青,真是一举多得。

父亲先公后私,来到新编二营四连连部,迎头碰见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指挥员。他见了父亲一愣,接着高兴地喊道:“黎教员,认识我吗?”

“哟,这,这不是小骡子吗?”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忍不住喊了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光俺,你看还有谁?”小骡子转头对里屋喊道:“竺青同志,看看谁来了?”接着,几个人从房内跑出来。果然,竺青也在中间。

竺青见了父亲,脸蛋微微泛红,嗔怪地对父亲说:“你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罗长远同志现在当指导员了,管着百十号人呢,还小骡子小骡子地大呼小叫,也不怕人寒黪。”

罗长远高兴地揉揉手,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寒黪?老相识,叫什么都行。先进屋坐,说说话。”然后对通讯员喊道:“小张,弄点子热水,给黎教员,哦,不,应该是黎科长?润润嗓。”

原来,罗长远后来上了随营学校。出来后被分配到冀南开辟根据地。大扫荡后部队缩编,他这个连就被调到太行山补充主力部队了。

“你们的连长呢?”

“你也认识,就是原来二连那个号兵。同俺一块儿出来的那个连长牺牲后,上级就把他派给了我。” 罗长远说。

“小杨?”

“还小羊,人家早就成大羊了。”竺青说:“不记得他大名叫杨永年?”

“记得,记得。唉,几年不见,小骡子都成了大骡子,小羊还不得成了大领头羊。”父亲接着问:“那他人呢?”

“住后方医院了。” 罗长远显得很不高兴。

“受伤了?”

“要不说他没事儿找事儿。上月,上级命令俺们护送中央首长过路,任务完成后,首长表扬了俺们几句。他姓杨的可就得了意,觉得哪儿都盛不下了。提出要大白天往回走。俺说不行,这里到处是敌人据点,密探也多,太张扬容易出事,还是夜间行动比较安全。老黎你听他说什么?‘指导员你啥时候变这么胆小?俺们是疙瘩战斗部队,想打就打,想跑就跑。老子就怕他小鬼子不来找俺,还会怕了他?’”

“都是叫小鬼子憋的。”竺青插了一句:“这一阵子,打不能打,跑没处跑,搁谁都觉着窝囊。”

“他还有理呢,说:‘闹腾闹腾,把小鬼子的肚皮戳个稀巴烂,也免得他跟踪首长,找麻烦。俺就不信,小鬼子能把老子的逑咬了?’”

说到这里,罗长远停下来,不好意思地看看竺青。竺青的脸微微泛红,抬起手指指点着他,笑着说:“好啦,好啦。你是大指导员,想说什么还不得叫你说什么,没人拦着你。”

“好,好,不说就不说。”罗长远拍拍头,对父亲说:“黎科长,你知道俺肚里有几根蛔虫。小妮子是俺上门请来的文化教员,说啥都得听呢。”

“没关系,这话是小杨说的,又不是你。犯不着检讨。”父亲倒没觉得什么。

“对,对,是小杨说的,保证是他姓杨的原话。”罗长远好像被解了套,开始接着往下讲:“叫他这么一说,俺还能说个啥?那就大白天地走呗。一路上倒也痛快,见电线就割,见火车就炸,见伪军就缴枪,见日本人就打,打不过就跑。不想最后一天,碰上了二三十个鬼子,打得苦了点儿。小杨的大腿骨嵌了一颗子弹,还牺牲了好几个战士。”

通讯员小张提着壶热水进来,给父亲倒上一茶缸水,接过话头说:“还得说指导员脑子快,他瞅连长被鬼子缠得死死的,就带着俺几个绕到敌人屁股后边,打了几个手榴弹才解决问题。再晚一会儿,让鬼子骑兵赶来,可就要闹大笑话了。”

“部队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人,多少子弹和手榴弹?”父亲掏出钢笔,小本子就要做调查。

“刚从冀南过来时,俺们连齐装满员,有一百三十多号人,三挺机关枪,后来坏了一挺没舍得扔。到了山里和鬼子伪军又打了几仗,损失不小,再没补充。眼下子弹还行,每人七八颗,够打一阵的。手榴弹也勉强凑合,算每人摊一颗罢。”

“子弹,手榴弹恐怕要节约点用。黄烟洞兵工厂被破坏后,一时半会儿也恢复不了。前两天,我听陈旅长说:旅部炮兵连的迫击炮只剩下五六发炮弹,快跟废铁筒子一样了。”

“那就只能靠缴获,俺们打打伪军还行。”罗长远叹了口气,问父亲:“上级能不能给补充些人,俺们连眼下只剩下五十多人,即使把正在养伤的伤员全算上,也不过七八十号人。”

好嘛,才两三个月,一个连报销了一半。虽然,竺青后来悄悄告诉父亲:这一半的损失不全是战斗伤亡,有一些是不愿意离开平原,进山前开了小差。但是,父亲心里还是直打嘀咕:抗战五年,根据地是民穷财尽,何时是个尽头。

“部队的情绪怎么样?眼下困难多了些,有没有悲观厌战的?”

“悲啥观,厌啥战呀?俺们连全是基本群众,成分好,阶级觉悟高,个顶个都能吃苦,不怕死,再困难也不怕。不像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大。”罗长远有些急了,说话速度就像打机关枪。

父亲顿住笔,抬眼看看罗志远。他听这话觉得得别扭。然而,罗志远一点没有察觉,继续辟哩啪啦:“黎科长,你也是过来人。那话怎么说的来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劈材’。当年过黄河才几个人呀,到了太行山,就跟发面馒头,呼呼呼,拉起多少队伍?俺剩下的这些老兵疙瘩啊,就是青山种子,形势一好转,全都是拉队伍的骨干。”

父亲有些吃惊。面前这位侃侃而谈的青年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又好像那么陌生。这还是那位哭着喊着不愿意换帽子的小骡子吗?父亲端起茶缸,呷了一口烫水,仔细端详着这间既是连部,又是罗志远寝室的房间。房间虽然破烂,但光线挺好,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头规规矩矩放着简单的行李,一床布棉被折叠得四楞见方。墙上整整齐齐挂着水壶,褂包,干粮袋,跟列兵似的。桌上放置的文件,书籍有条不紊。父亲随手抽出一本‘论持久战’,见上面用铅笔勾勒得一道一道的,间或还插写着几个字的简短心得。

“俺是瞎描划描划,那比得上你们大知识份子。”罗志远从父亲手中把书抽回来,放回原处,说:“黎科长,要是旅部连人员补充都有难处,能不能让上级先给派个连长。俺寻摸着杨连长怎么着也得再呆俩月。”

“派个新连长,那小杨可就回不来了?连长还能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父亲笑着问。

罗长远不再吭气儿。

竺青说:“他呀,就是怕小杨回不来才这么问。”

“我就说嘛。小骡子现在指挥部队,安排工作,那样不是井井有条,信心十足?这点担子就驮不动了?”

“黎科长,俺们还是去看看部队吧。”罗长远站起身,不想让父亲继续说下去。

“各班今天没出操,都上外边挖野菜了。”小张提醒罗长远。

“怎么,你们也吃野菜?”父亲有些诧异,心想这顿打尖怕要黄花菜。

“啊,帮衬帮衬伙食。”罗长远当然不会注意父亲的面部表情变化:“黎科长,你今天来得正好,俺们刚好弄到一头羊,准备煮锅羊肉野菜烩饭,给大家会会餐。原来俺想用小米换点子白面包饺子。没法子,上哪儿都换不到。”

我的个老子,这也太过了。父亲本意是蹭顿饱饭,没想到要蹭当兵的羊肉吃,他当即感觉自己是个贼。

“不,不用了,我,我还是去赵保田那儿吃吧。”父亲吱吱唔唔地回答。

“啥?赵闷灯儿那儿?他有嘛玩意儿给你吃。上个月俺去团部办事儿,吃顿饭连油星子都见不着,害得俺半夜三更回到连里,还找炊事班要了块猪油舔舔。”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是,”父亲是了半天也没说出是什么。

“是嫌人小骡子不成心。我说你就别装清高了,叫化子要饭都不嫌丢人,你怕个啥?”竺青奚落地说。

“那你们怎么还吃野菜?”父亲真没想通,有羊肉吃怎么还吃野菜。

小骡子哈哈大笑:“黎科长,这你就不在行了。俺们是农村里出来的孩子,自打小就吃野菜。吃野菜就怕没油,没油‘夹’口。要是用油一裹,可哧溜着呢。像马齿菡,苕芽子,荠荠菜,榆钱儿都挺好吃。尤其是荠荠菜。俺们小时候谁不会唱?‘荠荠菜,包包子,老娘吃了耍刀子’。苕芽子也不赖,榆钱不当时令。可惜北方没有‘哲儿根’。今儿个不正好有羊肉吗?俺叫炊事班把羊油全放上,叫大家伙吃个饱。哎,听说旅部的伙食也不好,你们吃野菜吗?”

“吃,吃千穗谷。”

“啥?千穗谷,千穗谷还叫野菜?”

“我们是粮食少,拿千穗谷叶子顶饭。”

罗长远天真地笑了:“饭不够,米汤凑,那有拿千穗谷叶子顶饭的。”

父亲把旅部的困难告诉了罗志远,罗志远感叹道:“真想不到,上面会这么难。”

二营四连的羊肉野菜罗卜烩饭色鲜味美。父亲也不客气,连干三大海碗。罗长远问他够不够,他说再吃就撑死了。这时,周围的战士都放碗抹嘴了,炊事班长还挥舞着大木勺高声叫喊:“不够的来添,羊肉绘饭,管饱呢。”

吃完饭,罗长远带着父亲去了连队的文教室。一进屋,父亲就看见墙上挂这一张苏德战争形势图,很明显是从报纸上的简图临摹下来的,图上还用铅笔画了些点线。竺青就着这张图正在给战士们作讲解。她看见父亲进来,马上说:“同志们,黎明同志是旅部的宣传科长,了解情况多,我们请他给大家讲讲当前的抗战形势,好不好?”

嗨,小菜一碟。宣传科长干什么吃的?不就这时候耍耍嘴皮子嘛。父亲满脑子装的都是上级的文件指示和适时的新闻报道,随便调出一两件存档就够讲一阵子的。反正是局势严峻;敌人残暴;上级英明;我军英勇;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战绩辉煌;前途光明。不想他摆开架势刚要开口,就见一个小个子战士站起来,大声说:“黎科长,别说那么多捞什子的时事, 就讲讲苏德战争吧,这个得劲儿。”

“对对,就说说斯大林格勒。守得住,还是守不住?”接着几个战士齐声喊道。

父亲有点狼狈不堪的感觉。他早知道竺青对此收集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中不光有土八路自己的宣传品,而且包括很多敌伪的报刊杂志,否则,她也画不出墙上那张图。自己初来咋到,又没事先准备,能讲出个啥名堂?真是赶鸭子上架。他能做的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各种消息综合一下,再随便发挥发挥而已。还没讲几句,战士们就显得很不耐烦,干脆打断他的话,扭着筋追问:“黎科长,别说那么多废话。依你看,斯大林格勒究竟守不守得住?”

父亲想起去年秋季反扫荡,部队突围时白丁说的那席话。他心想,这次斯大林最好还是别看见自己的耳朵。

“打仗的事儿,谁能打保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苏联红军是否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去年的莫斯科,开始也很危险,最后不就守住了?今年也会这样,反正是苏必胜,德必败。”父亲想搪塞过去。

“说来说去,等于啥都没说。黎科长,你自己心里就没个谱?”

“嗯,依我看,斯大林格勒当然守得住。”他语气坚定地说了第一句,又掉转头来说了第二句:“要再守不住,也没地方可退罗。”

战士们听到前一句,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及至听见后一句,又都‘哼’地一声泄了气。

正在这时,就见罗长远站起身,语调平稳却坚定不移地说:“俺看斯大林格勒没问题,能守住。”他走到地图前,对着战士们疑惑的目光,在顿河弯曲部做了一个狐形手势,然后说:“你们看,希特勒七月份就拱到了这里,以后再没往前动弹。不是他不想,他想得发疯,肯定是苏联红军给堵住了。以前,俺们在川北打土围子,要是围住它十天半月打不下来,准保要出鬼。你们算算,斯大林格勒到现在有多少天了?俺寻摸着希特勒不光拿不下斯大林格勒,没准儿还得吃大亏。”

“对对,说得在理儿。斯大林格勒一定能守住,一定能。”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地叫喊起来。

这回,父亲对小骡子真是另眼相看了。

上完课,父亲送竺青回住宿地,她住在半山腰一个庄户人家的窑洞里。

路上,竺青对父亲直埋怨:“瞧你说的都是些啥?尽让人泄气。就不能给大家鼓鼓劲儿?”

“你说,怎么个鼓劲法?去年说莫斯科一反攻,希特勒就得垮台。没想到今年红军还是节节败退。总不能编些东西骗他们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眼下的形势这么困难,说好了当兵的不爱听,说坏了又让人泄气。不就得讲点国际形势吗?”

“抗战打了这么些年,好像越打局势越坏,怎么也看不到头。再这么坚持下去,铁人也受不了。”

“都说人病时间长了,连江湖郎中卖的打药都想试试。苏德战争对他们来说,好歹是个希望。你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也不能太迂腐了,有时候大实话还真挺伤人。”

父亲一辈子就吃“迂腐”这个亏。

快上坡坎时,竺青脚下绊了一下,父亲连忙伸手把她扶住。突然,他们身后响起了几声悠长的熄灯号声,那份祥宁就像是久违了的天籁之音。竺青醒悟过来地说:“是小罗。刚才,他说要送我们一件特别礼物。”接着,她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临近中夜的凉风,轻轻地吐了一句:“真好。这都多长时间了。”

父亲略显焦虑的心情也平息下来。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望望,只看见小村庄完全湮没在老树憧影后面的漆黑中。

“这次过来,也没给你带点东西,旅部实在太困难了。”父亲略带歉意地说。

“有什么好带的,人过来就好。”接着,竺青好像想起什么,扑哧一笑:“想吃小零食,我还不如到小何那儿去蹭。”

“小何?她能上那儿弄东西?”

“哪用得着她动手?有人上杆子给她进贡呗。”竺青咯咯笑出了声:“吃得有小饼干,瓜子,小枣,芝麻糕,风尾鱼罐头;打扮的有小镜子,小梳子,粉饼,雪花膏,还有一支美国口红呢。”

“豁,谁这么厉害?上那儿弄这么些东西?”

“还能有谁?想想谁会那么死皮赖脸。”

“白丁?”

“好啦,好啦,啥事儿都想搞清楚。自己的事儿一点也不上心。”竺青有点撒娇了。

“天地良心,我要不想着你,干嘛大老远跑这儿来。”父亲赌咒发誓。

“那你坐我边上。”竺青掏出一张手绢,在山坎子边的一块大青石头上扫了扫,然后坐上去。父亲讪讪着挤她旁边,手却感觉没处放。竺青一把抓过父亲的手,狠劲甩搭在自己腰沿上。

云很厚,天上看不见一颗星星,四周如同泼墨般的黑沉。父亲和竺青就好像脱离了整个世界,游离在真空中。那是中国共产党的白银时代,个人的信念纯洁得如同山颠的冰雪。然而,也许就在那一刻,父亲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上与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微裂痕。

回到旅部,正好谢富治也在。父亲向旅首长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他先讲了基层指战员中潜藏的焦虑情绪,然后强调了眼下部队的教育困境。听完后,陈锡联没有说话。山路吊儿浪当地说:“啥是事实真相?对革命有利的就是真相,反革命的就是谎言。”

谢富治沉着脸说:“山路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狭隘地去理解事实真相。黎明同志,你有没有认真想过?现在是战争时期,过多地宣传负面消息,部队的情绪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会受到怎样的打击?我们共产党当然不会搞国民党那套愚民政策。但具体事还得具体分析,总的标准就是看怎样的宣传对革命,对抗日战争的大局有利。只要大政方针正确,加强正面宣传就不是掩盖事实真相。”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我们也要改变改变策略,不能再和鬼子死打硬拼,干拿鸡蛋碰石头的蠢事。党中央指示我们收拢部队,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先吃饱饭再说。”

陈锡联说:“这事还得抓紧。现今已是初冬季节,土地马上就要封冻,不赶紧把部队拉上山开荒,明春下不了种,秋天吃个火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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