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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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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历史充满反动之反动,不妨换个大纵深的背景看看

1)宋代工、商、矿业税比例占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政府鼓励贸易(含国际贸易),以增加税收。

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在元朝达到顶峰。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的战争就是因为花剌子模抢掠蒙古商队爆发。而此后的蒙古统治者为鼓励贸易,甚至按照商人目录价的110%照单全收。

但在明代开国之初就彻底摒弃了鼓励商业的做法。原因有几个:a.宋代以来的对外交往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痛苦折磨史,继续与蛮夷打交道,当时看来似乎弊大于利;b.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去追逐高额的商业利润,对传统农业是个很大的削弱,影响社会稳定;c.元朝许多贸易控制在色目人手中。作为商人,他们丰年则贱卖,饥年则囤积居奇,还放高利贷;且这些色目人身兼蒙古人的包税商,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些人是蒙古人的铁杆盟友,汉族的死敌;

朱元璋出身赤贫,于沙门之中立定拯救中华之志,是个仇外、仇官、仇富的大愤青。他的措施就是重农抑商,整顿吏治。那个传说中的沈万三大概是这个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整个明朝的税收架构就是在朱元璋时期奠定的。这个架构以农业税为主。它够不够用呢?这个架构支持了朱元璋历次沙漠用兵,支持了靖难内战,支持了明成祖的穷兵黩武(60万人征沙漠、80万人扫安南、郑和七次下西洋)。甚至到了明末,张居正时代,用一条鞭法修修补补,十年间也攒了几百万两财政盈余,后来用于万历三大征。

明末的真正问题在于,a,土地兼并使税基缩减。这是多个王朝末年的普遍现象,不能只怪到东林党头上去--西北也有大量的土地兼并,和东南的东林党士绅有甚关系?东南的阉党难道不搞土地兼并?b,皇亲国戚太多,朱氏子孙养不过来--这是明朝的特有现象;c.皇帝倦勤,官僚职位空缺很多,翰林院的后备人才培养制度也渐渐失灵了。官僚体系低效化,使得张居正之后,无人再能有效地整顿财政体系。

2)矿税

矿税是正常的户部税收之外,皇帝派遣宦官去外地开矿或者勒索私人矿主。矿税用于皇帝的小金库,而非国家的财政部。严格而已,它根本不是国家财政收入。宦官开矿,往往大量强制征用无偿或者价格极低的劳动力,激起很大的社会矛盾,收益主要归宦官,其次是皇帝小金库,至于皇帝会不会拿小金库的钱作为特殊开支补充国家财政部的军费,这是有可能的。但与矿税的巨额收益相比,财政部得到的是涓涓细流的涓涓细流。

如果国家把矿税纳入财政部的正规收入,或许有所补益。如果象清朝末年那样大规模开办厘金充当军费,则更好。但万历的矿税征收始于1604年左右,即便征收规模最大的时候,也只是救得了皇帝的小金库之急,但救不了国家的财政部的军费之急。东林党反对的矿税,取消不取消,实在无改大局。

3、明末,朝廷已病入膏肓。这些病张居正都未救过来,就不要指望东林党这帮愤青去救了。也不要怪朱元璋,要是朱元璋早年不重农抑商,说不定还坚持不了那么多年呢。清末式的厘金或许能救明末财政之急,但皇帝抓不到遍布各地的厘金的权力,就不愿做。矿税容易控制,但也是置于皇帝的私人小金库。皇帝都不为自己的江山着急,东林党凭什么要比皇帝更着急呢?说东林党导致明朝的溃崩,岂不是太冤枉了?

另外,公知和东林党是截然不同的。公知的主子是异族,东林党是国人。汪精卫之流是铁案。但东林党不是。今天因为讨厌公知可以骂东林党,但有一天又有必要,大家就又会去赞扬东林党了。

至于“资本”--你以为资本有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掌权吗?你以为资本家能左右俾斯麦、希特勒吗?权力与资本,谁为因谁为果,谁说得清楚。

通宝推:goon,范进中举,发了胖的罗密欧,笑一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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