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引言：扑朔迷离的战争》（点击阅读）

《一、创造奇迹的名将》（点击阅读）

《二、和硕特汗国的灭亡》（点击阅读）

《三、人血染红的黑河》

在藏北辽阔的那曲草原上，当年曾有一个地名叫做喀喇乌苏，或称哈喇乌苏。根据民国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证，“哈喇乌苏”并非藏语而是蒙古语，“哈喇”是“黑水”的意思，而“乌苏”则是“河”的意思。

其实，藏语中的“那曲”与蒙语“哈喇乌苏”同义，正是“黑河”的意思，它因怒江上游那曲河流经境内而得名。而西藏的那曲县以前也就是叫黑河县，但后来为了不与黑龙江省黑河市重名，1965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将黑河县改名为“那曲县”。

三百多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把这条黑河染成了红河，而随着河水沉浮远去的，还有数千颗死不瞑目的头颅……

准噶尔人入侵西藏后，在拉萨的欧洲耶稣会士记录下了清朝的强烈反应：“1718年3月，在拉藏汗遭到失败，被杀害之前，他曾急切地恳求康熙皇帝的帮助。康熙皇帝很快地做出了反应，派遣了两支军队前往西藏营救拉藏汗。”

清军最高指挥官是前湖广总督、署西安将军额伦特。额伦特是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将门世家，他的爷爷索尔和诺死于随清太宗皇太极进攻明朝的战争中，他的父亲佛尼埒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东征西讨，建立了赫赫战功，被朝廷封为西安将军，加振武将军衔。

更为难得的是，位高权重的佛尼埒将军还是位清官，在他死后，儿子额伦特竟然穷得没钱从陕西回家——“家贫不能还京”。佛尼埒的老同事、川陕总督哈占决定帮世侄一把，于是向皇帝“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给他开一份军饷谋生。尽管朝廷官员纷纷反对，但康熙还是特意破例允其所请，于是额伦特就留在了西安八旗军中，一直做到正四品的驻防佐领之职。

康熙年间，额伦特参加了清朝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战争，一直作战勇敢，不断积累军功。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额伦特跟随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出征，这支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宗英德）大破准噶尔主力，取得了著名的“昭莫多大捷”，额伦特也因功被提升为正三品的协领。

这个忠勇廉洁的军人世家显然给康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皇帝到西安阅兵，在招待宴会上特意安排额伦特靠着自己的座位，并亲自赐酒，皇帝勉励他说：“尔父宣力行间，尔亦入伍能效力，故赐尔饮。”得到天子青睐，额伦特此后自然官运亨通，先后被提升为西安副都统和湖广总督，他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在任职期间表现颇佳功绩显著。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派兵进犯已在清朝控制下的哈密，康熙下令迎击，额伦特被任命为署西安将军，负责组织军饷等后勤事务。此后准噶尔军又侵入青海和硕特部领地，额伦特随即奉命率兵驻扎西宁，做为和硕特人抵抗准噶尔人的坚强后盾，“为青海诸部应援”。

也许是因为额伦特常年与准噶尔人作战的缘故，在康熙皇帝眼中，他很可能已经成了一名准噶尔问题专家。因此当拉藏汗的求援信历经迢迢万里终于抵达康熙手中时，皇帝立即下令额伦特准备率清军由青海向西藏开拔以救出拉藏汗，并和青海和硕特部各蒙古首领商量进军路线，“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

在清军驻扎的青海湖地区，额伦特终于得到了准噶尔人占领拉萨及拉藏汗被杀的消息，这个新情况使得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清军的使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营救任务，而是要转为进攻，尽快将准噶尔军驱逐出去。

对于清军的具体进军路线，传教士事后记载道：“一支军队准备走南路，途经西康的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这条路线比较有利，它穿过一片有人耕种的土地，这样，军队可以以田地的庄稼为生。但两条路线中它比较长。

“另一支军队担任首次攻击的任务。它将从西宁出发，途经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穿过北部沙漠地带。它要经过更空旷的地带，但由于那里人烟稀少，军队可以避开无法律约束，满怀敌意之人的滋扰。”

参照中文史料，从西宁向拉萨进军的部队无疑就是额伦特率领的那支，但西方人所说的走南路的清军又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这支部队是四川松潘的地方武装，他们由四川提督康泰率领，原定由康定进藏。但刚到黄胜关（今四川省松潘县西北漳腊营西北四十里），背井离乡的土兵们就发生哗变，最后不得不撤了回来。倒霉的康泰被罢官，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自带干粮军前效力，“命自具鞍马从军”。

欧洲传教士记述道：“此时，一定要把西藏从准噶尔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支更强大、具有攻击性的军队，至少在准备进行大战之前要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因此，额伦特没有率领主力部队前进，而是派了一支规模较小的侦察队，在指挥官色楞的率领下对通往拉萨的路线侦察一番。”

但参照中文史料，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因此色楞部队的使命其实不止限于探路和武装侦察，而是齐头并进的两只清军中的一支。

那么，清军为什么要分兵呢？难道他们的数量已经足够形成优势，完全可以不考虑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吗？事情显然并非如此。

其实，康熙尽管已经准备对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用兵，但此时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根据一些事后证明有明显误差的错误情报，皇帝当时相当乐观地认为“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未必满二千”，信心爆棚的康熙甚至夸下了海口：“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

因此，鉴于策凌敦多布率领的准噶尔军只有六千人，清朝这次出动的军队并不是很多，通常认为与敌军数量差不多，即也是六千人。而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清军尽管还要多一点儿，但也只有七千人，他们由此判断，清廷很可能过分轻敌了：“康熙皇帝最初认为一支小部队即可营救拉藏汗，因此认为有他们就足够了。此外，启用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把在家保卫‘天朝’的精锐部队调来。”

不仅如此，清军的素质也相当值得怀疑，传教士认为他们并非帝国正规军，而是额伦特等官员临时在中国西北招募的回族民兵，这些人的军事训练严重不足：

“满族官员额伦特率领一支军队沿后一条路线前进，几个相对来讲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纠集起的这支军队是由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当地穆斯林组成。一般说来，这样征集的军队要比帝国正规军差些。”

皇帝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影响到久经沙场的清军主将额伦特，他忧心忡忡地建议康熙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我军应该撒下大网广泛收集敌人情报，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待动员青海蒙古兵、藏兵上万人对准噶尔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以后，再从青海和四川两路出击，相互配合步步推进。他还提出了一个计策，希望清军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最好等待青海和硕特的蒙古王公将敌军诱至青海，再围而歼之。

但是，皇帝的乐观情绪却感染了清军另一个主要人物，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与额伦特“分道进兵”的大内侍卫色楞。与明朝权势喧天的锦衣卫不同，清朝侍卫的官位并不是很高，除了名义上的侍卫头儿、一般由亲王或宰相兼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是正一品之外，最高的一等侍卫也不过是正三品，其余二等侍卫到蓝翎侍卫从正四品到正六品不等。

色楞具体是几等侍卫史载不详，但此人在清朝官方记录中露面的次数却不少，比如康熙五十六年，他曾奉圣旨“与青海诸台吉等定议协剿”，一年之后拉藏汗的求援信到达朝廷，康熙又“诏色楞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频频委以重任，可见皇帝对他相当信任。因此，尽管本身品级并不高，但色楞却是以钦差的身份“如朕亲临”，即使额伦特这样的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三分。

也许在波谲云诡的宫廷中生活久了，这位侍卫大人很可能相当了解皇帝迫切需要一场胜利的拉风心理，他便宣称准噶尔人根本无足挂齿，他们不过是抢了就跑、毫无章法的强盗，“散处无纪，伊等伎俩，不过暮夜劫营，偷盗马匹而已”，强烈要求立即进军，以免耽误战机。就这样，军队主将与皇帝钦差分歧严重，最后额伦特不得不折衷处理，两人于是分兵，色楞率两千余人自行出发。

清军开始时的进展相当顺利，可谓连战连捷，准噶尔人被打得节节败退：

“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余里，多所斩获。”

将领们立即向大后方的皇帝报捷，康熙果然喜出望外，把他们大大夸奖了一翻：“疏入，上深嘉其勇。”

但事后证明，这种表面的败退显然是准噶尔人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诱使清军深入人烟稀少、补给困难的那曲荒原。等到疲惫不堪的两支清军终于汇合后，当年曾西破哈萨克、北击俄罗斯的盖世名将策凌敦多布再次发挥了他出神入化的战争艺术，他悄悄率部队在哈喇乌苏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举将清军包了饺子：

“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身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更加详细，按照他们的说法，准噶尔人先是主动诱敌深入，然后迅速切断了清军的后勤，

“对中国人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色楞的供给线路过于延长，最后，当他意识到已深入到准噶尔人腹地时，他在拉萨以北的年楚河岸边停了下来。这是他可以得到新供应品的第一个地方。色楞感到处境危险，他请求增援。他的士兵们躲藏在匆忙建成的石制防御工事里，等待着额伦特派出的援兵。”

传教士继续写道：“尽管沿途有准噶尔人的骚扰，但满族指挥官额伦特还是抵达了年楚河增援了色楞的军队。中国人由于长途行军疲备不堪而疏忽，再加上两个指挥官之间令人诧异的不合作，使准噶尔人在一片混乱中出奇制胜。”

根据有关史料，当两支清军最后终于在藏北无人区会合的时候，他们总共只剩下两千来人了，而且很快就要弹尽粮绝。但即使这样，如果迅速后撤到人烟相对稠密的地方，有了饭吃的清军仍有突围的希望。

可是就在这时候，灰头土脸却不甘心的色楞竟然又一次给皇帝上疏，坚持要继续前进，而从后来清朝官方的记载来看，皇帝认为“所奏甚是”，只是康熙的意见已经永远无法传达到前线了。

面对钦差侍卫的强势要求，主将又一次妥协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清军就这样主动放弃了最后一丝生机。

《清史稿》将额伦特等人的最后时刻描写得波澜壮阔，其英勇惨烈看得人热血沸腾，进而激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于阵。”

额伦特死后可谓备极哀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他的遗体被迎回京师，“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汉语称‘轻车都尉’），赐祭葬，谥忠勇。”

现在的再回顾这位清军主将，尽管他最后败死沙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具有相当出色的军事才能，如果清军当初按他的思路打好基础谨慎进军，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翻阅清朝史书，会发现额伦特还有两大优点，一是勇敢，一是廉洁。对于前者，本文说的已经够多；关于后者，《清史稿》写道：“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只可惜，勇猛的道德模范并不一定就是常胜将军，即使从当年被传为佳话的“家贫不能还京”事迹，我们也能看出这位将军似乎有些做事一根筋，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也许是从小养成的对皇家的敬畏感，他对代表皇帝来指手画脚的钦差过于尊重，最后彻底把自己的手脚捆成了死结。我们想想看，如果色楞这号侍卫敢在后来的年大将军军中如此嚣张，脑袋恐怕不知道掉了多少回了。

根据《清史稿》的说法，清军另一名主要将领、那位“自具鞍马从军”的四川提督康泰，他带着儿子一起上了战场，最后双双在哈喇乌苏壮烈战死——“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

但这个家族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康泰的弟弟、陕西凉州总兵康海此次也在军中，最后与兄长、侄儿一起死难，“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康氏兄弟二人死后都被朝廷隆重表彰，康泰“赠都督同知，谥壮能”，而康海则“赠世职拖沙喇哈番（汉语称为‘外所千总’）”，哥俩也算死得其所。

可是，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按照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这支清军的死亡方式远没有那么风光，甚至显得相当窝囊——他们先是被敌人团团包围后饿得死去活来，不得不靠吃人肉来苟延残喘，最后实在受不了，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但等待他们的结局却更加悲惨，残忍的敌人像对待牲畜一样，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砍掉了脑袋：

“中国人很快地被包围了，被围困在毫无实用价值的堡垒中。他们不得不以驮物的牲畜充饥，甚至吃掉同伴的尸首。

“一个月之后，这支四面楚歌的额伦特军队终于檄械投降。当七千名憔悴、消瘦的中国囚犯挤缩在围栏中时，他们受到蒙古人有组织的大屠杀。

“没有一个人生还，来向皇帝述说这一惨案……”

而清朝的非官方史料透露出的相关信息也和《清史稿》大相径庭，反而与传教士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比如在一本名为《西藏志》的书中写道：

“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粮饷，军中食尽，将士枵腹，至哈拉乌素为贼所困，全军饿斃。”也就是说，清军多数都是饿死的，根本没有壮烈的一战，康熙雍正朝大力宣扬的烈士事迹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西藏志》成书于清早期，作者已不可考，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四川按察使和宁在成都偶然得到此书，随即下令刻印出版。它是一本关于当时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今天的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还保存着一套乾隆时的抄本，共两册四卷。

对于四川提督康泰的结局，《西藏志》也有不同说法——此人并非像《清史稿》所描写的那样壮烈战死，而是被敌人诱骗后结果了性命：

“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为贼僧黑喇嘛诱杀。”

就这样，包括从一品的将军额伦特、从一品的提督（或者说前提督）康泰以及正二品的总兵康海在内，数千人的清朝远征军被准噶尔人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死亡率达100%！这在清朝开国以来的战史上前所未有，可这场悲剧究竟该由谁负责，是进退失据当断不断的额伦特？是不听指挥轻敌冒动的色楞？还是他们身后那个盲目乐观的皇帝本人？

即使在拉萨的欧洲传教士也已经判断出，这个庞大的帝国必将展开强烈的报复，它决不可能让敌军控制拉萨——准噶尔人对西藏首府的人侵使皇帝先前的最大担忧变成了现实，这很可能是蒙古人统一的一个严重信号。除此之外，这些西方人还认为，清朝皇帝已经意识到蒙古人的最终目标是要征服中华帝国，只要西藏仍处于满怀敌意的准噶尔人的统治之下，那么，康熙皇帝的统治将会继续受到蒙古人的攻击。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恼羞成怒的康熙皇帝这次要动真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