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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看抗战作品《腹地》的杂想 -- 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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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看抗战作品《腹地》的杂想

还有什么,忘了吗?你不是常说:他们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吗?

--------------------引自小说《腹地》

本来该贴应该发在文化百家或西河文苑更合适,但我还是决定发在英雄本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描写抗战的伟大作品。发贴的起因是我在假期赶去加班,发现实验室暂时没有试验用水,等待时无意间在网上发现有人推荐小说《腹地》。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禁书!

但凡沾了“第一”两字,任何事似乎都变得有点意思。我国第一部禁书!那个年代,大部分禁书和黄色内容还不怎么搭界,但和政治却脱离不了关系。考虑到作者王林是位老革命,这本书在当时会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呢?建国伊始,政治风气并未左得离谱,一位老革命即便“话语有误,人物不够高大全”,他的书怎么就成了第一部禁书呢?

我决定买一本看看。按照网上描述,该书最初为1949年版本,后因被禁,作者被迫又写了不同年份的修改版。这次,我买的是2007年出版的忠于1949年原著的版本。我准备以我自己对历史的了解,来看看《腹地》为什么被禁。更重要的是,我想知晓更真实的历史情境,哪怕那么一星半点,买这本书也值了。

《腹地》描述了华北一个村庄在五一大扫荡时的情况。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回到村庄养伤,爱上了一名乡村剧组的女演员。村里的支书是破落地主出身,也想娶这名女演员。两个男人就成了情敌。正逢鬼子开始大扫荡,支书害怕,就离开本村,逃了。而这名八路军伤员却带着大家与进村的鬼子进行了抗争。

《腹地》内容不复杂,但贵在真实,仿佛你当时就是一名村民,亲眼看到了一切。为什么真实?当时鬼子进村,把村落变成了人间地狱,王林就是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下了扫荡的情境,写下了村民的百态。

让我感慨的有两点:

1 与众不同。《腹地》写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的高大全的传奇人物。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有点残酷的现实图画,这是风暴中奋开的花香,这是炮火中充满信心的笑语,这是灾难中民众血泪浇灌出的民族新生的灵魂。

《腹地》的用语,是当时华北平原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话语;《腹地》的画面,是严肃温柔、沉痛奋发的画面。真正让《腹地》出彩的,是写出了抗战时冀中人民生活的战斗的情绪。怪不得吕正操将军写的代序中,评说作者王林是“冀中活字典、活地图”。吕正操说王林同志“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主编《冀中一日》一书,成为冀中一代文献,直至今日,仍为海内外有识者所珍视”。什么叫“和群众打成一片”?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年共产党的一名文艺工作者,都和民众贴近得如此之近,当真是军民一体,不可战胜!

2 《腹地》独特地揭示了当时基层中,“共产党里也有坏人”。小说里党内的这种好与坏的斗争,其实部分地预示了几十年后文革。按说小说《暴风骤雨》里也有基层共产党组织混进坏人的事情,但《腹地》中却没将“坏人”脸谱化。那个地主破落户支书,为夺女演员,对八路军伤员展开批斗,同时也为夺权;平时的丝丝算计;鬼子扫荡时开小差;开小差后的羞愧和懊悔;为弥补自己的罪行去将功赎罪,刻意努力表现以争取机会……读着非常自然,感到这就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十足的投机分子,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他们。

凡是后来的抗战作品,村支书一般是慈祥的老者形象,或者是英俊精干的青年形象,出身全都是“贫下中农”。《腹地》中的村支书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在地主间的争斗中输了,当初投身革命的动机是为了报私仇。如果后来的读者历史不好,早忘记了“三三”民主制,还认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中,村支书怎么能够是地主出身?《腹地》中描述的真实基层情况,现在又有几部影视作品能反映出来?

那位八路军伤员,也有着非常真实的形象,不高大全,也不像现在一些作品中刻意描写的“痞”。他和村支书的私斗中,也有过吃醋、小心眼等事情。在不被自己人理解的情况下,他也想过离开。他为救心上人,与鬼子兵打斗,当心上人和村支书等人一起趁乱逃出时,他居然在生死关头还在吃醋。小说里有:“她能逃了活命也好,反正这祸是闯下了。可是,跟范世荣那小子一块逃的…….”,这又使他心酸起来。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恰恰是《腹地》的“真实”,让王林倒了霉。

当时的宣传部门(1948-建国初)对《腹地》其实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另一种意见认为该书写出了冀中人民真实的情绪,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专管宣传文化的周扬甚至说“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我看写的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我以前认为周扬在文艺作品审查上是奇左无比,看来有时我对某些人物的看法并不真实。)

50年初,反对该书出版的人占据了控制地位,《文艺报》发表长文批判《腹地》。一些《文艺报》的领导人物认为小说“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当时的《文艺报》,实际是文宣领域的风向标。

《腹地》终于成了禁书。王林不服,在剩下的生命里不断抗争,但是没有丝毫用处。例如,他找到丁玲反映问题,在北戴河度夏的丁玲说:“陈启霞同志那篇文章(批判《腹地》的)发表的时候我虽然正在文艺报当主编,可是我没有看过《腹地》。”当王林问她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她说:“我听说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王林则在旁边打冷战。(看到这里,我对丁玲的看法也有改变,有时候对某些人物的认知,真还说不清楚呢。)

王林在随后的政治年代里,被迫修改《腹地》,努力塑造高大全。可想而知,自然是越改越差。王林22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1931年),直至80年代去世,此事都窝在心中,他带着遗憾离开了。

王林有二子,其中大儿子王端阳是一名作家,小儿子搞美术创作。王端阳年轻时不理解父亲,认为父亲是一个三流作家。文革后,王端阳认为父亲作品里充满高大全和“三突出”,不值一读,为此和正在努力改稿并进行“自我反省”的父亲爆发过激烈的矛盾。王林认为两个儿子的作品“最终会出卖民族”。老革命家庭中,父辈和后辈的此类矛盾,一直都在上演,直到有一天。

2006年初,王端阳清理父亲的遗物,意外发现父亲对《腹地》的检查,几年中竟有八处之多。虽说是检查,但那种愤懑不平之心强烈地感染了王端阳。

王端阳毫不犹豫地找出王林保存的唯一一本1949年的《腹地》,刚看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们现在的观念看,这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说其伟大,在于真实。但正是真实,太真实了,所以最后成了禁书。

王端阳接着把吕正操、周扬、孙犁、陈启霞、丁玲、侯金镜、鲍昌等人的评论全找了出来。这时的王端阳,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可惜,王林已经去世多年了。

王端阳四处奔走,终于,在2007年,1949年版的真实《腹地》出版了。

我最想说的,就是“真实”这两个字。建国初,共产党受到绝大部分民众爱戴和拥护。也许出于传统文化糟粕中的“为主子唱赞歌”,也许出于“打击不同意见”,也许出于感情上的偏袒,有人就背叛了真实。一味的高大全只是表象,内里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和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只要对手的说法揭示了阴暗面,不管这阴暗面是否存在,就先扣上“造反煽动”的帽子,再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打倒对手,获得权力;至于怎么消除阴暗面,怎么促进和保持党的进步性,那是毫不重要的。

《腹地》中描述了党内的斗争,尽管发生在基层,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些革命失败的原因。小说里的支书,比很多人聪明;因为自己父亲在地主争斗中失败,从小尝遍了人情冷暖;有一颗复仇的心;此外,正巧赶上革命时代。于是,为报私仇投身革命,从革命中捞好处,搞小集团,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者。其他大多数人呢,淳朴,虽然坚持为穷人(大多数人)闹革命的理想,有优良品质和坚强的阶级意识,但因为文化低,缺乏计划性和组织能力。自然地,投机者和野心家在权力交替中占了优势,成为村支书。很多民众意识不到这种人的危害,等认识到了,也晚了。我一直在想,主席当年启动文革,发动群众斗部分官员,可能就是斗这种投机分子吧。权力,掌握在民众(大多数人)手中,民众才不会吃亏。我很赞同河友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主席只是把民众扶上马,送一程,人民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醒悟,才能真正站起来。

不管怎样,真实的《腹地》出版了。它的内容,它的曲折出版经历,都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小说里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抗战中我军民和外敌的战斗,也适用于真正共产党员和投机份子的斗争:

他们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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