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八．会战开始：洪桥会战

桂林抗日保卫战的开端，是从洪桥会战开始算起的。洪桥会战当中，日军第一次占领了桂林的外围市镇。

这是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会战，从1944年8月底开始，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这场小规模会战没有一方成建制地损失过师或者大队乃至联队以上的部队。但是对于刚刚从衡阳保卫战当中喘过气的双方来说，自此之后的胜负已经注定。这一点在会战刚刚打响之时双方都未意识到。侵华日军第11军怀着诚惶诚恐，唯恐出现“又一个英帕尔”的心情开始作战。而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在各级军事长官的率领之下，无数次重复着坚守—撤退—被击溃—休整—坚守这一战争模式，以屡败屡战，绝不投降的坚韧信心，在湘南大地流血牺牲。这场战役就是洪桥会战。洪桥，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祁东县，位于衡阳以西以南，距离53.9公里。

关于本文，我根据一些参考草绘了一张战前形势图，河里贴图比较困难。我直接放在自己博客上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翻看一下：外链出处

1944年8月27日中午12时，在完成了对部队的调整、补充和休整之后（实际上整个战线双方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战斗），日军第11军下达进攻命令，要求在该军战斗序列内的部队于X日（即8月29日）起消灭聚集在衡阳西南部洪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本次会战主要打击的武装集团是位于衡阳以西以南和湘桂铁路湖南段的中国守军。这批军队的主力是27集团军李玉堂兵团，该兵团下辖79军，46军，62军以及第二突击总队（彭壁生的机械化48师为基础部队）等部队。在李玉堂集团的两翼，左翼部队是王耀武集团下辖的74军，73军，99军以及100军。右翼部队有三个兵团，分别是27集团军杨森集团的20军，26军，44军，欧震集团的37军以及暂编第二军，35集团军王陵基集团的72军和58军。王陵基集团此刻远在湘东的醴陵和萍乡一带，对于整个战事的发展影响甚小。

日军第11军为整个洪桥战役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包围圈。小包围圈在洪桥，由右翼第116师团和左翼第13师团实施两翼包围，大包围圈套在小包围圈之外，以右翼第37和左翼第3师团实施包围。负责正面进攻洪桥的师团则是第40师团，第58师团和第68师团之一部。日军将先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正面进攻设定在8月30日。最后日军将攻占祁阳，将中国军队7-8个师包围在衡阳以西，祁阳以东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压缩歼灭之。日军的计划是从洪桥的西北部实现突破，切断衡阳至宝庆（今邵阳）的公路，分割王耀武集团和李玉堂集团之间的联系，从中国军队的左翼迂回。但是战役最先打响在中国军队的右翼。第3师团于8月29日分别向常宁、耒阳和安仁发起进攻，面对第3师团的是杨森集团的部队。不久，正面的日军部队便全面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

日军的包围圈应该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经典围歼模式，但是日军很快发现自己缺少战略欺骗以及大兵团协同歼敌的能力，加上中国军队“转进”的速度实在太快，这场精心设计的歼灭战很快就如同此前的多次会战一样，变成了一场比速度的击溃战。 关于这场赛跑的激烈程度，日方《一号作战》当中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占领了洪桥东南5公里处的金兰桥。该处“不久前重庆军团部住过的房子里，水还在沸腾，钟还在走动” 。

有意思的是，第11军的作战计划居然并未事先获得上级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的同意。虽然第11军在战役发动前屡次报请“中国派遣军”相关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派遣军”一直坚持战役仅限于洪桥一带，而不是更远的祁阳和零陵。理由是如果需要攻占零陵，日军行军距离有158公里，后勤接济不上。 “中国派遣军”认为，经过长衡战役之后，日军已经元气大伤，补给线绵延千里，需要加以巩固。因此特意将“一号作战”二期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向广西东北部推进）延迟到9月中旬开始。这个做法并非有问题。就连中国军队也发现，日军“其前线推进约100公里时，必停留数日，待其追送补给” 。“中国派遣军”的慎重举动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毕竟远离战场，对于实际情况估计不如第11军那样准确。

第11军对“中国派遣军”的态度不予理会。在发动洪桥会战当日，第11军给“中国派遣军”发了一封电报称：“第11军决定将衡阳西南方转入守势的敌军（约7-8个师）歼灭于洪桥周围，并已下达有关此项决定的命令。而且第11军有意在祁阳以北歼灭敌军后，派第3、第58师团攻取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区），命第37、第40师团攻取宝庆。第11军认为本次作战即湘桂第二期作战的第一期。” 。

下属未经同意即将战役提前了半个月，这封电报震惊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次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发来电报，要求暂缓攻取宝庆和零陵，并认为应该视洪桥会战为湘桂第二期作战的准备，而不是正式作战的开始。这封电报在第11军司令部当中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这一次也站在“中国派遣军”一方。但是作为高级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则坚决要求将已经发动的会战坚持下去。双方对峙的结果是“中国派遣军”并未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干预，第11军也并未放缓进攻的步伐。岛贯赢得了司令部内部的胜利。不过，“中国派遣军”似乎一直对这位高级参谋抱有极大的敌视。8月14日，第六方面军尚未组建，它的内定副参谋长天野正一少将就专门来到第11军司令部，听取有关人员谈论对岛贯武治的“健康问题”的汇报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自己的日记中满腹牢骚地写道：“看来军司令官、参谋长都不能抑制岛贯的意见。” 8月底，“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更换岛贯，另派他人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实际上，日军大本营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就是否要进攻桂柳而闹得不可开交，其根本原因自然是“英帕尔结局”。但是这一点横山勇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不屑于知道。9月3日到9月14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力主推动“一号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大佐专门到第11军视察进攻的状况。在他视察的同时，9月13日，做重庆政治工作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到达南京机场，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面之后再次强调：“陆军省全部、参谋本部除第一部以外的全部（总长、次长在内）认为：‘进攻桂林从补给方面考虑，恐重蹈英帕尔之覆辙。但以大陆命中止之不甚妥当。希由派遣军提出停止施行。” 服部回到东京之后，他的视察结果却与柴山兼四郎唱了反调。

在最高指挥部犹豫不决与举棋不定当中，局势的变化最后让“中国派遣军”不得不默认了岛贯武治的做法。第11军发起进攻仅仅两天，8月31日，洪桥正面的中国军队即全面动摇，开始撤退。进攻之顺利让“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感到意外。但是，一个导致日军作战不利的因素也出现了。日军北翼第37师团未能按照作战计划指定时间到达进攻地点。使日军双重包围圈当中的大包围圈右翼无法发动进攻。日军被迫在战役开始前变更部署。第37师团的任务缩小为切断衡宝公路。不过即使第37师团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中国军队被合围的可能性依旧不大，因为中国守军王耀武集团撤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按照《民国军事史》的说法，中国军队最终摆脱了日军合围的阴谋 。但是战前的形式，本来是中国军队构成一个U形包围圈，对第11军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如今日军不但打破了这一态势，而且还迫使王耀武集团西撤至宝庆一带，李玉堂集团大部撤到湘西。杨森欧震集团向南撤到常宁一带。三个集团之间缺少互相呼应，无法集中力量，使日军正面一下推进了200公里，到达广西和湖南交界处。

9月1日，在中国军队撤退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国派遣军”终于决定“于一、二日内派井本（熊男）前往第11军司令部探明真相，并传达仍不同意攻取零陵的意图”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第11军继续进攻的步伐。9月2日，第11军发布攻占零陵的命令。9月3日，这道命令才被抄送到“中国派遣军”参谋部。日方对此的记录是“无可奈何” 。同日，井本熊男大佐接替岛贯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这个井本熊男大佐后来的作为几乎和岛贯如出一辙，让第六方面军极其头疼，不过这是后话。岛贯调任陆军航空总监部。临走之前，他已经知晓在洪桥为中国军队所设的包围圈并不成功。《一号作战》当中对于包围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描述是“第11军态势过于严整，且以包围形式发起会战，结果导致重庆军的退却” 。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虽然逃脱了一劫，但是防线正面被突破，不得不尽快撤退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洪桥战役之前，李玉堂集团部队刚刚换完成换防。由79军下辖的194师和98师接守洪桥正面的守军46军全部和62军的大部分防线。接防的防线全长有50多华里，除了部分仍旧由62军守卫之外，其余由79军接管。79军两个师需要面对日军至少两个师团的正面进攻，兵力十分单薄。日军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全面突破。79军的溃散也导致62军和46军的迅速撤退。日军在进攻当中多次使用骑兵和轻装步兵，专门袭扰指挥部，切断各个部队之间的联系，造成三个军指挥混乱，大量军事单位脱离建制。日军在汉奸引导之下经常抄小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包抄，引发部队的恐慌。62军军长黄涛一度遇险，所幸身边尚有警卫部队，将日军击退。

79军军长王甲本的运气没那么好。该军在被突破之后从祁阳向西南撤退至冷水滩（今湖南永州冷水滩区）。9月7日，79军军部沿湘桂铁路转移途中于东安境内被日军骑兵突袭。日方资料称这些骑兵来自第40师团。当时第11军下辖师团当中只有第3师团有骑兵联队，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与79军军部遭遇的日军骑兵是第40师团的斥候或者搜索部队。当时军长王甲本命令79军98师292团（王卓如团，后来有些回忆将番号记成294团）抢占前方道路山口铺镇。据当时79军中校作战参谋科长潘茂和通讯参谋李印西回忆，292团团长王卓如无视军长命令，动作迟疑，被日军骑兵抢先占领山口铺。然而王甲本对此一无所知，依旧自顾自向前走，直到发现远处有骑兵出现，并有钢盔反光 。

79军军部与日军骑兵遭遇之时，只有手枪连（一说为手枪排）护卫，军长王甲本等官佐一行全部骑马。王甲本本人身体肥胖，身材高大，很容易辨认。日军见状冲上来便枪击刀砍。王甲本在副官吴镇科的掩护下向山上逃去，边逃边拔出手枪射击。但是终于被日寇追上，肉搏战中王甲本及其副官牺牲，手枪连士兵大部阵亡。王甲本牺牲时至少身中三弹，双手因为抵挡日军刺刀而被割得血肉模糊，脸上也被刺刀刺穿，牺牲场面极为惨烈。

军长牺牲之后，79军部队撤往武冈，随即接受第四战区指挥，并新任军长方靖。王甲本此人虽然为人正直，治军严厉（有一次因为要一口气枪毙14个骚扰民众的官兵而被称为“王屠夫”。后来经过劝说，改为枪毙14人当中的两位军官而告终），但是心眼儿有点小，人际关系上并非好手。79军前任军长夏楚中跟他的关系不太好。王甲本本人又是滇军将领。出任79军军长之后一直为军主力98师师长向敏思所不喜。向敏思是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黄埔系当中的陈诚派，同时又是夏楚中的心腹。于是夏楚中高升了之后，原来的矛盾就由向敏思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激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来在长衡会战之前调王甲本出任委员会高参，由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陈诚派的大将，曾经在79军担任旅长）出任79军军长。没想到调令才到达24集团军王敬久处，战役就打响了。不久，王甲本就在战斗当中牺牲 。

79军失去军长之后，下辖98师和194师一度被包围在冷水滩以西，与军部失去联系。后来因为日军包围兵力不足，加上当地山多林密，才将大部人马撤出。但是仍旧损失了79军98师293团正副团长两人以及许多战士。62军157师一度被包围在洪桥附近，在突围当中受到惨重损失。但是全师凭借地形终于摆脱日军。

46军因为早已从衡阳前线撤至祁阳，在洪桥战役发动之后，迅速后退且组织有序，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即撤回广西。但是前军崩溃，自己身为友军也一同撤退，而不知就地坚守并重新组织防线，这个指挥责任就不知道应该算是军长黎行恕的，还是李玉堂的，或者是白崇禧蒋中正的了。李玉堂的集团军指挥部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便退至近百公里外的湘西武冈，随后62军也撤至此处。李玉堂本来还想把62军带去贵州。但62军更听张发奎的命令。于是脱离第27集团军建制，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令下沿湘桂铁路以西，爬山涉水，穿过整座越城岭抵达柳州。

9月4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祁阳。9月7日，第13师团攻占零陵。零陵与广西接壤，距离桂林约有200多公里，距离全县大约有60多公里。9月10日，在湘桂边境作战的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缴获了大量五万分之一作战地图。日军使用的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地图。这些中国军队地图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资料。这一点让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受益菲浅。据岗村宁次回忆，在于1926年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之时，曾经注意到中国军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分区地图是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都极珍视，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这份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岗村终于从疏于防备的孙部军官处弄到了华中中部地区的整套五万分之一地图。即使后来在北伐军的炮火之下岗村丢掉了全部行李，地图却一直能够随身携带。后来日军参谋本部因此给了他巨额秘密赏金。岗村自己在回忆录当中得意地吹嘘说：“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

“一号作战”中国军队丢失地图一事并非只有零陵一起。后来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第13师团曾经在永福附近中国军队（番号不明，可能是79军或者新19师）的指挥部缴获了另外一批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一次缴获也毫无疑问进入了《一号作战》的记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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