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张兴武：西方学者在计算东亚TFP的时候偷梁换柱 -- 思想的行者

由于具有计量经济学的玄妙测算，又有克鲁格曼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旗帜，因而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政界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相关国家的许多学者，甚至相关国家的政府也卷入了这场学术论战，分别以不同的出发点或者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测算维护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或者使得相关政府的政策制定也受其影响，比如中国也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的方式；新加坡政府也提出，在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比率要达到2%，甚至投机者1997年对东亚经济体货币体系的攻击也与该质疑不无关系。

G7以及东亚经济体后续经检验与克鲁格曼的预测几乎相反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上述质疑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虽然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打击的持续时间也仅仅只有1-2年的时间，之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强劲复苏并增长，不仅迅速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而且继续维持较高的速度增长。美国由于领导了信息技术革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欧盟的差距开始拉大，日本继续陷于停滞，但是迄今为止四小龙、东盟经济体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落后，反而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尤其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于美国和一些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沉重打击使得人们必须思索，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以及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2、四小龙之间的经济增长对比也不支持克鲁格曼-金-刘-扬质疑

上述质疑中指出香港和台湾的全要素增长率较高，新加坡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而暗含的意思是香港和台湾后续的经济增长率会较高，而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会较低。但是四小龙相互之间的后续经济发展表现经验也让该质疑的预言完全无效：台湾的人均GDP增长逐渐慢于韩国，并在2007年被韩国超过；TFP几乎为负值的新加坡在人均GDP方面也没有体现出任何被香港赶上的倾向。

关于东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的混乱状态

关于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生产函数、要素口径，因而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大相径庭，这种现象被李浦西和卡罗（Lipsey-Carlaw，2004）称为“丑闻”，“使决策者无所适从”，甚至被人们戏称为“与决策无关”。

，克鲁格曼却曲解了索洛的论文：

（一）索洛测算的是TFP对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其目的是强调技术进步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索洛的测算结论是，在1909-1949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87%来源于技术进步或者知识水平的提高。如果换算到经济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51%。TFP换算成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为1.5%。

（二）克鲁格曼在论证美国时引用的是人均概念，而转换到东亚时，却转换到经济总量的概念，在其论述中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把美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夸大将近一倍。

（三）克鲁格曼对于东亚使用的是扣除人力资本增长贡献之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TFP（II），而对于美国采用的是未扣除人力资本增长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原始索罗余值，TFP（I）。多项跨国研究均表明，TFP(I)通常大于或显著地大于TFP（II）。

（四）作为参照的工业化国家TFP卓越表现，能有多少说服力[7]

前面已经论述，经历了战争破坏之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的TFP具有特别优异的表现，这时，跨越对数生产函数这种着重解释增长率的工具就不如使用直接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来度量其潜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更加具有说服力，即

Y=AK b（HL）a。

而克鲁格曼用来作为参照的工业化国家经验，恰恰是1952-1973年，即世界石油危机之前，这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TFP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乃至更多，分别被称为德国奇迹、法国奇迹和日本奇迹。这几个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虽然在测算期间已经完成了典型的恢复阶段，由于在战争期间积累的知识进步未被运用于民用部门，这些知识积累逐渐转为民用，体现了不能直接测量的闲置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现象。由于欧洲战后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仅为美国的1/3，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则与美国相当，因而其低廉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应当具备超常的TFP，相反，在战争中受到破坏较少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就没有这种特征。McGratten(1998)以图表方式展示的工业化国家二战之后增长率的相对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TFP的表现，都表现出从极高的水平逐渐降低的特征，从二战结束之后的纪念的30%的年增长率，迅速下降到50年代的7-8%的增长率，60年代5%的增长率，乃至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发生了突变，陷入滞涨的尴尬境地。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2005）中也以“思想的枯竭”来解释西方乃至全世界在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即战争期间储蓄的科技思想利用完毕。因而，这种“恢复时期”的延续期特征作为参照物，明显缺乏说服力。

在金和刘（Kim-Lau，1994）中，对于东亚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给出了3组，见前述，其中对于所有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为零的断言尤其具有震撼效果。笔者最初看到这个结论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到了一个虚假的测算？或许Krugman教授也是同样被这个数字所愚弄。

仔细分析后得知，金和刘（Kim-Lau）的结论实际上是一项假设检验，即东亚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技术进步未能否定显著性为0.01的检验水平。然而从统计学教科书可知，0.01是一个十分显著水平的检验，即如果通过检验，能够证明检验结果十分显著，但是如果不能通过检验，则不能够很充分地说明零假设正确。

所以，金和刘的惊人言论的正确解释是，“还没有很大的把握说东亚技术进步不是零”，但是，金和刘却因此说东亚经济体整体技术进步是零，这种逻辑转换为司法判决就是——“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证明金先生不是贼，那么他就是贼”。

[quote]，索洛余值对于韩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率至少达到50.8%。由于韩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其劳动要素的份额为0.71（扬1994），如果按照a=0.30测算，则整个期间的索罗余值为3.3%，贡献率为57.9%，三个具体时间段的索罗余值分别为3.75%，2.51%，3.7%，贡献率分别为67%，45%和60%。

值得指出的是，该折算结论仅仅是“至少”，原因是，算法中的土地价值没有考虑经济增长中的价值增值，土地的价值估算也是以保守方式进行的。而且，由于经济增长中的价格调整，经济增长早期的土地价值折算为经济增长后期的价格会更高，而这在“不变价格调整”中，以及在本次测算中都忽略了。考虑了这种因素之后，资本增长速度会更低，因而“索罗余值”也会更高。

与Collins-Bosworth的测算相比，本次测算在韩国经济增长早期的余值调增的幅度更大，而在1984-1994年的测算数值就变动较小。以1984年为例，土地价值占全部固定资本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4%，因而在此测算期间即使忽略了土地价值影响，对测算结果造成的误差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