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不做共谍，他们能做什么？ -- 黄河故人

　　华克之初名睆，江苏宝应人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出身当地大族，祖父为武举人，父为秀才。三岁时，饥民打米市，其父涉嫌入狱，祖父忧死。其母拦端方船鸣冤，父乃得释。九岁母丧，过继于族人。宝应要冲之地，风气趋新，故自幼通时变，有练达之才。曾与同学张帜游行，影从五四运动。后考入南京省立一中，学业优异，加入国民党，事迹见于《申报》。旋以举校第一，保送金陵大学。已而随组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亲聆孙文演说。时联俄联共方行，克之参与南京党务，来往多为左派。日人杀顾正红，克之与同仁发起罢课，游说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又只身游说江苏警备司令冷遹，为运动声援。已而为南京党部青年部长，同志多左派。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蒋介石分共，同志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皆死，克之幸免。遂拟反蒋文告，张贴遍于南京，自署不讳。蒋公诧异，阴使人笼络之，竟嗤之以鼻。复大会左派六十余人于女师大操场，登台演说，呼吁反蒋，遂被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皆为说项，曰人才难得云云，蒋公竟释之。不久复为CC派所捕，得友人酆悌援手乃出。遂携新婚妻子，回乡省亲。间创办国民党宝应分部，实主县政，推行二五减租，乡绅皆恨之。仪征有壮士名孙凤鸣者，本游勇也，精于射击。闻克之事，携器来投，愿为马前卒。克之与王亚樵谋反蒋，事觉遭执，按择日枪决。酆悌通款于何应钦，卒得免。遂卖田产，赴上海投陈惘子，此少时之学友也。惘子已为共产党，克之就之谈，甚投机，然犹不愿舍弃孙文学说。故曰：“我等亡命之徒，皆蒋介石之死敌，故异日必入共产党。今且不入者，欲痛击蒋介石于一旦，以为入党之献礼也。”然终以一己之力，保释共产党人甚众。民国二十年（1931年），克之携陈成等赴庐山刺蒋公。时九江码头防备甚严，克之置枪弹于火腿内，乃得过关。有日，蒋公乘滑竿下山，陈成当道刺之不中，反为警卫击毙。克之潜至上海，与张维、孙凤鸣等刺宋子文于上海北站。子文与秘书唐腴胪高矮相似，均着白色西服，腴胪前行，子文从之。刺客刘刚以为前行者必子文，枪击腴胪，众亦随之。子文除帽疾走，匿于柱后，仅臀部中弹，甚轻。腴胪立死，警笛乱作，克之等以为事成，放烟幕弹而去。当晚知所刺非人，然知其防备愈严，已无如之何。乃与王亚樵、孙凤鸣等投福建，李、蒋、蔡事亦不成，乃返沪。孙凤鸣力陈刺蒋，克之然之。遂化名胡云卿，创办晨光通讯社，以张玉华为总务，凤鸣与贺坡光等为记者。此掩人耳目耳。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凤鸣往刺蒋 介 石。介 石警觉不出，乃改刺汪精卫，射中三枪而不死。凤鸣死，搜晨光社，已转移矣。惟有社员谷紫峰被捕招供，乃捕杀陈惘子、张玉华等，悬赏五万元索克之。克之隐姓名，僻寓于香港。翌年冬，撰晨光烈士牺牲周年书，径寄与蒋介石。介石盛怒，悬赏至十万元，责戴笠速其事。戴笠责沈醉主其事，数年之内，杳无结果。克之又输诚于共 产 党，携妻北上延安，谒毛 泽 东。旋奉派往香港，于李济深、陈铭枢、蒋、蔡处为使。汪精卫投日，又奉派上海，属潘汉年、张惟一辖下。沪上故交如任庵、彭希民等，皆为其奔走，虽万般为难之事弗辞也。故探得机密情报无数。共产党报务员李白，为日本宪兵所拘，坚贞不屈，其领导龚饮冰远窜重庆，不问。克之托友人缓颊于周佛海，得释之。李白既感克之之义，又忿领导不仁，乃申请转移组织关系，并入克之一组。时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有输诚重庆之意。克之恐重庆壮大，竟施反间计坏其事，文达遂矢志为汉奸。日本投降，克之伪装为刘峙部下，骗取日军炸药五卡车，机枪二百枝，皆运往新四军部，足供二三年之用。旋又借曹霖生中将之力，租得美国军舰一首，为解放区私运食盐谋利。霖生为交情奔走，而不知其目的也。潘汉年主持中 共香港党务，携克之同去。运盐事泄，霖生被疑为共党，流落澳门，无以为继。乃当西点军校毕业戒指，得百二十元。正踌躇间，竟遇克之，克之与之五百元，始解其厄。刘善本驾飞机投延安，潘汉年令克之慰问其家属，限时半日。克之佯装为记者，径入其门，附耳语其妻子。特务聚拢，克之谈笑当之，竟释其疑。又日军撤退时，其二万五千分之一军用地图，遗与国府。盖日本犯我前，其国民来华者，咸能遍历四野，考察地形人事，提交中枢，成此地图，翔实周致，秾纤不遗，虽中国未有也。国共内战，共军欲得此图。克之乃谒国军少将陈光彬，此故交也。克之曰：“审战事之终，国军必败，共军必胜，不待言矣。君若能献图输诚，异日人民当政，可记一大功。君且夺之。”光彬然之，为窃得地图，置于外交文书中转出。共军得图，战事克谐者倍。时孙夫人宋庆龄居上海，共产党欲迎之北上，遣克之谋其事。克之密访柳亚子女，得传信于孙夫人。孙夫人覆书云：“敬悉主席及全党同志关爱，至为感激。然思虑良久，仍以一动不如一静，拟留上海欢迎解放。我意蒋中正无奈何我也，请求勿念。”克之遂返。一九五五年，克之苦眼疾，始奉调自澳门回京治疗。已而潘汉年以内奸罪被捕，克之亦系狱，提审数十。克之怒极，以筷自戳右目。虽抢救得治，视力已败。旋转秦城监狱，审讯十一年，提交书面材料五十万言，总曰《卅年实录》。卒判刑十一年，刑期恰满，乃解送徐州改造。适文化大革命起，克之遭批斗甚苦，闻贺坡光被斗死，亦吞声不敢言。一九七七年春，潘汉年瘐死于长沙。越明年，克之谒廖承志。问曰：“潘汉年如何？”承志答曰：“是好同志。”克之忿曰：“然二十余年来，公何无一语哉？”承志羞怒曰：“我党史事多不可辨者，故小平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向前看，我等当共勉之。”克之乃得平反。旋赴江苏铜山，为孙凤鸣立纪念碑。克之撰碑文，自视粗陋，求正于赵朴初。朴初曰：“一字不可易。”此感其义也。沈醉闻克之释出，亦来拜访，唏嘘不已。一九九八年病逝，享年九十六岁，今宝应有其铜像。论云：华克之本湖海之士，自从龙中共，甘为死士，谋虎子之难者不可胜数，不惨死亦奇哉。且以谍报之余，从容经营工商，折合黄金四千余两，悉上交组织。己则不事私产，至株连潘案时，夫妻不过五十元积蓄，良可哀矜。如此一人，系狱半世，埋没经营之才，岂非国家之罪？按中共所以取天下者，一曰组织严密，二曰情报得力，三曰政治高明，至军事云云，则末流耳。否则，国军抗战之名将猛士，展眼皆不能战哉？当决战之日，国军情报机关人员，太半皆共党，真悚目惊心者也。故异日计功时，谍报之事最难，其功当倍。然解放之后，功既不倍，肃反最早者竟为此辈，真覆盆之冤也。甚矣酷矣！有组织而非个人，于斯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