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文化中的维摩诘 -- gb2312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这是李白所做《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湖州，今浙江湖州，唐时隶江南东道为上州，上州之佐职有司马一人，从五品下，参预军事。

迦叶，即迦叶氏，西域天竺姓氏，唐贞观中有泾原大将试太常卿迦叶济，这位湖州司马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戚。

看起来像是这位迦叶司马问了李白一些问题，比如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五毛还是五美分，可能涉及到佛道之间的一些问题。

李白就做了一首诗回答，后来很多人就把这首诗当作李白的个性签名了。

这个个性签名大意就是李白说自己前世是仙人（这一世是谪仙），后世会成佛，是金粟如来。

这不禁让我想起魏武帝的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本朝太祖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来牛人都是勇于自我评表扬的哈。

这也说明了李白对于佛道两家并无门户之见，也引出了个问题，金粟如来是谁？

金粟如来就是维摩诘居士的前身，或者说维摩诘居士是金粟如来的化身。维摩诘居士的主要事迹见于《维摩诘经》。但是《维摩诘经》中说维摩诘是菩萨，并没有金粟如来的说法，传说出自《发迹经》，《思维三昧经》，但是又没有汉译本，梵文本也没人见过，所以，我觉得金粟如来的说法更可能是一种中国民间产生的传说，在唐朝这种说法已经很普遍，还相传维摩诘居士姓王，现在大家应该猜到唐朝另一位大诗人王维，为什么字摩诘了吧？ 那也是维摩诘的粉丝啊。

王维晚年有诗（《偶然作六首》其六）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

后两句：“我的名、字（名维，字摩诘）本都是取自维摩诘，我的心却好像并不知情，还不能舍弃写诗作画的余习（俗好）。”

看来到了晚年，王维觉得自己的修为还不太够，似乎不太对得起这个名字。

杜甫《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中有下面几句：

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渺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虎头是顾恺之的小名，虎头金粟影，就是说顾恺之画的维摩诘，曾经把杜甫震狠狠的震撼过，以致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顾恺之画维摩诘，还有个典故：

东晋时候，南京建了一座寺庙，叫瓦棺寺。寺庙落成后，住持向当时的显贵富豪化捐，但没人捐钱超过十万。某天，顾恺之信步来到这所寺院，张口便称要捐献银钱百万。住持见他年纪轻轻，衣冠平常，以为他妄自夸口，就要把他轰出寺院。顾恺之却赖着不走，干脆就在寺庙里住了下来。他让僧人们准备一面墙壁，他躲在一间小屋里闭门潜心作画。一个月之后，墙壁上的画像完成了，僧人们一见，果然惟妙惟肖，只是画中的维摩诘有眼无珠。顾恺之叫住持放出话去：明天是点睛之日，他要那些来寺庙里看画的人，第一天施十万钱，第二天施五万，第三天随意。结果等到顾恺之为维摩像点睛的时候，一笔下去，佛像骤然流光溢彩，整个寺院熠熠生辉，众人围观无不称奇，施钱果然近百万。

顾恺之所画维摩诘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画出了南朝士大夫的审美理想。从那以后，历史上的维摩诘像大多是仿顾恺之而作。

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法师曾经瞻仰过维摩诘的故居：

伽蓝东北三里有窣堵波。是毘摩罗诘（唐言无垢称。旧曰净名。然净则无垢。名则是称。义虽取同。名乃有异。旧曰维摩诘讹略也）故宅基趾。多有灵异。去此不远有一神舍。其状垒砖。传云积石。即无垢称长者现疾说法之处。

维摩诘也译作毘摩罗诘，净名，无垢称。“无垢称长者现疾说法”，即《维摩诘经》中的《文殊师利问疾品》讲述的内容。

据记载，《维摩诘经》在中国至少翻译了7次，其中以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文最优美，流传也最广。玄奘法师的译文最严谨，也最忠实原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翻译组织方面，鸠摩罗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译场规模非常庞大。《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说：“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译《维摩诘经》时有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个人感觉，这里面说的义学沙门千二百人，除了译者，可能也包括了peer review 的人员。

玄奘法师归国后，唐太宗认为法师“堪公辅之寄” ，“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 当然，劝法师还俗不能说，“来吧，我给你升官发财当宰相” 什么的，那样也太没文化修养。唐太宗是这样说的 “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依然用的是维摩诘的典故。

可见，维摩诘在中国大诗人，画家，高僧，明君心中都有一定地位，更是很多人的偶像。原因何在？

我想，梁启超先生在戊戌变法前的这个作品或许可以做个注脚：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梁启超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他说过，“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很多有识之士，以出世的胸襟。做入世的事业。也是中国文化中的维摩诘所承载的最重要的内涵。

（补记：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当时被称为“梁启超腰子事件”，反对西医的声音很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