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漫谈——读《资治通鉴》的史盲的感想和评论之一 -- 俺老孫

官营禁榷。汉代的盐铁论，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轻重论。《管子》的《轻重》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一般讨论商品和货币关系以及国家宏观调控和官营工商的理论著作。其目标是取得轻重之势——对诸侯、对兼并之家和对百姓的“势”。

其实汉代的官营禁榷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众人皆赞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殊不知轻徭薄赋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兼并之家的势力；此外由于汉初中央不榷盐铁等重要战略资源，这些资源的经营不仅可以由私家经营，特别地，很多诸侯也通过经营这些资源取得赖以与中央抗衡的财力。此外不仅是盐铁，汉初的钱币也多有私铸的，官府并为垄断货币发行权。因此《轻重》中的政策主张对汉朝的具体政策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那些威胁中央的势力，要对他们坚决取得“势”，只不过所借用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官营禁榷和宏观调控的结合。

至于桑羊的具体政策给工商业造成的伤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农业社会的特殊性。自管子的“四民分业”学说起，法家传统就认为工商业不仅比起农业更容易致富，而且客观上对勤恳从事农业的人民有一种使之离开“本业”的吸引作用，因此先秦法家无论是秦晋法家还是东国法家都从根本角度是抑商的。工商业有这种和农业争夺劳动力的特点，在长期的古代社会，农业剩余所提供的劳动产品常常是无法支持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因此在汉代轻重论者那里，如桑羊（桑羊本亦是商人），在本末之间实际是两权相害取其轻。

至于司马光本人，自然也是不会对桑羊有什么好话。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之为贤良文学与桑羊之争的翻版，所继承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一致的；而区别在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地主与商人身份的日渐模糊，使得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

至于当代有些人论史上的这些公案，自然是没有一种公允的态度的，而是拿这些案子来说当代的事儿。说到官营禁榷，自然大多是针对国企的。不过是不是“与民争利”，这种事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