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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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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六,两大贵族集团(1)之一:驻外记者与浮华之罪孽

赛米拉米斯酒店的餐厅里早已挤满了海外记者国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就像十九世纪的随军商贩一样蜂拥赶到战争与危机的现场。赶到现场之后他们就像兄弟——以及近年以来——与姐妹那样亲热地相互问好。他们交换各种八卦——谁死了,谁跳槽了,谁是新来的——并一起喝得烂醉如泥,一遍遍讲述着各种陈年段子,例如愚蠢的海外新闻主编、雷打不动的审查标准、丢失的护照,受损的电报线,小小的胜利与特别重大的独家新闻。无论案头工作的薪水有多高,也不能诱使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

——菲利普.奈特利(1)对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埃及驻外记者生活的描述

如果说国内记者的原罪是懒惰,海外记者的原罪就是浮华。时间是1935年,一位身材瘦长,神情犹疑的男子站在一家颇具规模的伦敦百货商店当中。在他面前一大堆令人着迷的物品正在逐渐堆成小山——硕大的镀锌搭扣旅行箱,打成卷的蚊帐,遮阳帽,毛瑟枪,卡其布短裤,尖端分叉的手杖,等等。在他的前方,蒸汽笼罩着维多利亚火车站,一阵阵烟斗与机油的气味不住地飘散过来,前往巴黎的联运列车就要发车了,到了巴黎之后他还要改乘抛锚落地随风浮沉的飞艇,或者赶到喧嚣热闹的马赛改乘老式蒸汽船,而他的最终目的地则是远在千里之外、放射着兴奋的辉光的阿比西尼亚。《独家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威廉.布特——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小说作者伊夫林.沃,乔治.斯蒂尔(2)或者比尔.第兹——即将动身采访他的第一场战争。他们与其他几十名先驱者们将要骑上骏马或者骆驼,趟过危险的激流,匍匐穿越泥泞的稻田,在异域饭店烟雾缭绕的吧台前徜徉,偷偷地溜到独裁者的面前亮相。他们这些海外记者是英国新闻行业当中最能享受从业快感的一帮人。他们往往是最不自满,最不擅长待人接物也最为愤青的一批写手,他们离开英伦三岛,远赴更加危险且更加尘土飞扬的世界角落,如果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他们的英国同胞就将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全都梦想自由,而海外记者比起其他人更能实现这一梦想。

很多人都以身殉职了。很多人差一点就以身殉职了。时间是1972年,地点是乌干达国内臭名昭著且血迹斑驳的马肯迪监狱。一群英国记者正在监狱里瑟瑟发抖。这其中有ITN的山迪.高尔,《周日泰晤士报》的摄影师唐.麦考林(3),《卫报》的约翰.法霍尔,还有路透社的尼克.摩尔。伊迪.阿明的秘密警察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施虐行刑的场所。在牢门外,成群的人们正在遭受处决,行刑方式不是枪决或者绞刑,而是锤击致死。英国记者们能够听见铁锤与头部相接触的声音,他们确信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了。这批记者幸存了下来,其中还有两人成为了全国的偶像。他们经受了恐惧的考验并且挺了过来。接下来是1971年都柏林的格拉斯内文公墓,一场爱尔兰共和军的葬礼正在进行,一名《每日镜报》的摄影师刚刚被人拖到墓地边缘,几乎在他自己的尖叫声中沦为一滩饱受拳脚的肉泥。一位赤手空拳,仅仅揣着一台早期磁带录音机的BBC电台记者约翰.辛普森刚刚被俘。他抗议道自己不是军队的间谍,而是BBC的记者。“那你把BBC工作证拿出来。”他身上没带。于是一位红发男子叫自己的同伴处死他,“从这个操蛋家伙的鼻子眼里打一发枪子进去。”三十年后的2001年,当初在千钧一发之时被另一名《周日泰晤士报》记者救下来的辛普森又与其他几名BBC同事一起走进了刚刚从塔利班手中夺过来的喀布尔。他的摄像师乔.普阿一脚骨折,只能一瘸一拐地跳着走。兴奋的欢迎人群包围着他。这一辈子活得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加自由的辛普森并没有见证自由之梦,而是见证了这个梦的醒来。2004年,在利雅得的危险地区,BBC安全局势记者弗兰克.戈登纳(4)以及我所遇到过的最开朗最勤恳的摄像师之一西蒙.康博斯(5)正在工作。这时冲出来好几辆汽车对他们开枪射击,西蒙当场死亡,弗兰克身负重伤……

为什么直面危险与职业不确定性的海外记者能在新闻行业当中获得贵族一般的公认地位呢?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去当雇佣兵了。尤其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惨烈的非洲内战之后,雇佣兵已经沦为了人见人恨的角色,丧失了一切曾经的浪漫情怀。传教士都已经回来了。喷气式客机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真正具有冒险性的旅途写作。书架上挤满了为度假游客量身定做的景点全攻略,根本无法提供真正新鲜的探索体验。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外记者了。尽管这一行由来已久,但是仅仅在七十年前才获得了如今这样的地位,大约与大英帝国军事与传教探险的衰落发生于同一时期。与传教士不同,海外记者并不为当地人带去道德信息,而是将其带回国内。自从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最早爆发了涉及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开始,民主国家的海外记者们就成了告警的使者。这些探险家带回的不是战利品,而是信息。二战期间整个民主世界的全民动员意味着战地记者与公共舆论的贴近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有些人成为了大鸣大放的宣传家,更多的人则仅仅是忠实记录胜利与失败的爱国者。他们与千百万普通人组成的军队一起行动,极少有单兵突进的时候。但是1945年之后对抗共产主义的大战又席卷了全球,驻外记者也再次活跃起来,依仗着道德优越感与采访开支户头的支持,将最新新闻发回国内——英国的盟友在朝鲜与越南的可疑表现,氢弹对于人类存续的影响,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活动所招致的紧急关注,进入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以及新奇刺激的海外见闻——并为其赋予意义。再也没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了,与这种生活的诱惑力相比,直面红色高棉或者阿明手下暴徒的可能性看起来也不过是十分合理的代价而已。

当然,海外记者所带回的意义也已经大不相同了。伊夫林.沃造访阿比西尼亚时就对法西斯份子很有好感。当年的驻外记者当中既有布尔战争亲历者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铁杆帝国主义者,也有《每日邮报》的乔治.沃灵顿.史蒂文斯(6)这样持相反立场的人。许多驻外记者都是各种思想流派当中的极端分子,形成激进观点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有些人是因为西班牙内战,例如奥威尔,玛莎.盖尔霍恩,以及乔治.斯蒂尔。有些人是因为原子弹,例如詹姆斯.卡梅隆。有人是因为自己对于英格兰北部贫困生活以及越南战场的报道,例如约翰.皮尔格(7)。还有人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骇人行径,例如罗伯特.菲斯克。不过大多数人都是些平和中正之辈。在读者与观众的眼里,这些人除了对于正派与民主保有模糊而顽固的信仰之外就没有其他个人特色了。例如乔纳森.丁伯比,凯特.阿迪,莫里.赛尔(8),辛普森,阿兰.莫海德(9),弗格尔.基南(10),还有安.莱斯丽。但是即便这些人并不以谈论政治为最高目的,他们的报道依然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自911事件以及后续战争以来,驻外记者的重要性再次有所提高。普通上班族,商务人士乃至西方各国政府的命运再次与巴格达监狱内部或者巴勒斯坦偏远山区当中发生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te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McCulli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Gardner_(journali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Cumber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arrington_Steeven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ilg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rray_Sayl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oorehead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rgal_Ke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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