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巫蛊之祸（上） -- 逐日夸父

大规模的巫蛊之祸开始于征和元年，按照《汉书》的说法，“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是年，长安豪侠朱安世从狱中上书，状告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使人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武帝。 第二年，征和二年，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接着，卫皇后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被诛杀。这时武帝因病居于甘泉宫，使江充治巫蛊狱，江充欲乘机陷害太子和皇后，声称在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卫太子刘据在太子少傅石德的建议下，矫诏捕杀江充，遂发兵。丞相刘屈氂在武帝的旨意下发官兵与太子大战于长安，未几，太子兵败，逃往湖县，随即被围自杀。

关于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不过毫无疑问，巫蛊之祸是针对卫太子刘据的，虽然史书上记载了巫蛊之祸发生前，江充治巫蛊狱，死者前后数万人，但死于巫蛊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多与卫太子有密切关系，从太始元年的公孙敖（曾经从长公主刘嫖手中救过卫青）到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前夕的公孙贺父子、卫皇后的两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卫伉。既然是针对卫太子的，那么不妨看看哪些人与卫太子存在矛盾。从卫太子的对立面来看，他老爹武帝、朝臣以及武帝的其他皇子都与卫太子存在或大或小的矛盾。

先看武帝。

汉武帝在29岁之前一直没有子嗣，以西汉时期人的平均寿命来看，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武帝不仅担忧自己后继乏人，而且皇帝这么大年龄还没有继承人，这直接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武安侯田蚡对淮南王刘安说的“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尚谁立哉？”的一番话，即是一例。这时卫子夫的肚子比较争气，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可以想象，马上就要而立之年的汉武帝是多么的高兴，命东方朔和枚皋作《皇太子生赋》，等于提前宣告了刘据为皇太子。刘据七岁的时候，被正式地册立为太子。

但是随着刘据逐渐长大，武帝发现这个儿子“性仁恕稳谨”，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抱负不相符，所以“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但是从《资治通鉴》所载的刘据的几件事来看，刘据不得宠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不类己”，他的政治主张与武帝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而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等于直接和自己的老爹对着干。而且后来汉武帝相继又生了几个儿子，对这个长子宠爱度下降也是正常的。

皇后和太子所得的宠爱渐少，地位有所动摇，这期间霍去病还上书请封武帝的另三个儿子刘闳、刘旦和刘胥为王，也意在确立刘据与武帝其他儿子之间的名分，巩固刘据的太子地位。此时武帝是否有意更换太子，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地是，即使武帝有过更换太子的想法，但也只是念头而已，并不强烈，所以才有后来武帝与卫青的一番对话。汉武帝在察觉到皇后和刘据的心理变化后，必然要对之进行安抚，并将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告诉太子。但皇后和太子内心对武帝已然产生疑虑，如果武帝自己直接对皇后和太子进行安抚，未必能够完全打消太子的疑虑。这种情况下，武帝找了卫青这样一个中间人。

武帝与卫青的对话如下：

在这段话的第一部分，武帝对自己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等行为作了解释，但武帝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劳民”，所以武帝又说“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可以看出，武帝以史为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省，认为这些事虽是劳民之举，但实属必要。接下来，武帝对太子进行了评价，并对之进行安抚。卫青死于元封五年，这番对话必然发生于元封五年。从这一年直到征和二年的十几年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并没有因霍去病和卫青的死去而发生变化。

当然，地位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动摇。

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在政治主张上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卫太子通过舅舅卫青得知武帝的想法后，更加坚定自己的主张，所以他经常向武帝“谏诤伐四夷”，不听从卫皇后的“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告诫，仍然“多所平反”。而在武帝这一方面，武帝身负“雄才大略”，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所以虽然早在元封四年卫青死之前就意识到“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但他自信并不会真的出现“亡秦”的结局，所以可以看到武帝在元封四年之后还继续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继续巡游无度。在卫太子“每谏诤”之时，高度自信的武帝虽然“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但这种“笑”可能更多的是内心对太子的不满。

另一方面，武帝朝臣与太子僚属系统之间的斗争以及后宫夺嫡之争，也进一步恶化了卫太子的生存环境，可以想象晚年多疑的武帝在群臣“竞欲构太子”的情况下，对太子能有多大的信任？

太始三年，已经60多岁的武帝得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在母亲的肚子呆了有14个月，更重要的是传说中贤圣之君尧帝也是在母亲肚子里待了14个月才出生的。一个是晚年得子，一个可以与尧帝相比美，可以想象武帝是多么的高兴，一高兴之下就将孩子的母亲钩弋夫人所居门改为尧母门，同年，江充为水衡都尉。

太子地位岌岌可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