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 若天无云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中原国家”的千年任人唯贤

作者：Ron Unz 翻译 天堂风暴

“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人，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

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 贵种：自余皆为庶

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

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 肯归之；庶性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

至今如此。”--------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Ron Unz指出，现代中国人的高智商和成就，来自于隋唐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严酷自然选择和生殖选择。隋唐以后，中国贵族完全消亡，人口绝大多数在法律面前是平等 的，社会阶层间流动性超过任何西方国家，包括现代西方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也达到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马尔萨斯极限，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文化使得女性 少于男性，导致自然选择和生殖选择的竞争异常严酷；只有最勤劳、聪明的人，才能免于饥饿，并娶亲留下后代；智商不够或懒惰的人无法留下后代，他们的基因会 被淘汰。1000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果，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持续经 济增长,经济总量翻了40倍,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0亿汉族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耕牛和自行车发展到了汽车时代。中国教育上的 成就一样令人震惊.2009年的国际学生测试(pisa)分数表明,上海(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的绝对分数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其余地方的分数一样令 人赞叹------数亿来自年收入不超过2000美元的农村家庭学生的分数，达到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发达和成功国家----例如德国，法国，瑞士的水平，更 是远远超过美国。

而这个成功故事仅仅是以前类似故事的延续。过去几十年，中国血统的台湾，香港和新家坡，乃至白人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的华人在教育和经济上一样非常成功。黄帝的子孙看来注定要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这些情况会让20世纪中期的西方 观察家感到震惊------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出名的是可怕的贫困和毛主义的狂热，但对于100年前的思想家来说，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至少对于A.E. 罗斯，美国最伟大的早期社会学家来说是如此。罗斯在其《改变中的中国》一书中，视角超越了当时中国的贫困，悲惨和腐败，他预期了未来会出现一个技术上与欧 美并驾齐驱的现代中国。罗斯的观点也被当时其他公共知识分子（译者注：原文为publicintellectuals）所接受，例如罗斯洛普.斯托达德。 他预测，当中国从几个世纪的封闭的沉睡中醒来时，将对欧洲人种的世界霸权产生挑战。分布如此广泛的中国人的成功的原因，在今天的主流西方媒体上很少有探 讨。因为政治正确，他们不愿讨论特定种族和民族的特性，而更愿意讨论政治体制的影响。但是，虽然后者对经济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毛主义的中国在经 济上成就远不如邓主义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人的成功涵盖了很广泛的异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数十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新加坡则被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民行动党的铁腕控制着，后者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很大的指导和控制权力。但二者的人口绝大部分都是 华人，二者也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完全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贫困，从一个遍地贫民窟的地方发展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他选择了中间道 路的发展模式，经济上也一样成功。

此外，尽管一直遭到种族歧视和欺凌，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一样成功，虽然在1965移民法案修改后他们的人 数增长很快。最近，美国最好的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华人。不管是按客观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分布来看，还是按更主观一些的长青藤联盟大学录取率来看。 定量分析，结果会更让人吃惊：尽管美国每年中学毕业生中仅有1%是华人，但通过姓氏的分析可知，美国成就最高的学生中有15%是华人。这个比例是美国犹太 人-----白人中表现最好的种族群体的4倍。

中国人，不管在世界哪里，不管经济和社会体制如何，似乎都能适应

这些情况美国6、 70年代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而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缺乏认知他们所面临的剧变的能力。他们短视的最好例子就是发展经济学家 DaronAcemoglu和JamesRobinson的著作。这两位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简单讨论仅限于将这个事情描述为短暂的幻象，并断言中国很快就 会崩溃，因为其体制和他们所推荐的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不一样。中国政府对经济决策的指导导致其必然完蛋，虽然目前看不到任何中国要完蛋的迹象；而美国高度 金融化的经济必然会走向成功，尽管失业严重、增长低迷。按照他们二位的说法，所有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制度，而中国选择了错误的制度，所以其失败 是必然的。

也许这些学者是对的。也许中国的经济确实会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崩溃。但是，假如这没有发生，而过去35年的趋势在未来又保持了 5-10年，那么，我们就应该从那些被遗忘的、曾经成功预测过这些的思想家那里寻求解释了----例如前述的罗斯或斯托达德。尽管日本入侵、长期的内战加 上毛主义带来的经济灾难把他们预测的事情推迟了1、2代人，但排除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他们对中国潜力的分析非常有远见。例如，斯托达德带着赞赏的口气引 用了维多利亚时代查尔斯.皮尔森教授的预言：“难道有人会怀疑，未来的中国会从其煤矿中获得廉价燃料，利用铁路和蒸汽船获得廉价的运输，并建立技工学校来 发展其工业？当那一天来临时，中国会从英国和德国手里夺去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

艰苦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民

100年前，西方的 知识界和今天完全不同，有着完全相反的学说和禁忌。而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对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影响。民族性学说当时占有统治地位，几乎被所有人接受，也被用于 分析所有问题，不管是欧洲还是非欧洲的人种。对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的民族性被上千年的有组织社会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影响，这两点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尽管会有短时期的政治分裂，但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灭亡，也没有1000年的野蛮、经济崩溃和技术落后。

但在消极的一 面，巨大的人口增长最终超过了中国极其高效农业所能维持的水平，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处于马尔萨斯饥荒的边缘，这被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特点。例如，斯托 达德带写到：“千百年来,这片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的土地,对中国人进行了严酷的自然选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距饿死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更宽 松的环境时，中国人的工作能力会让其竞争者感到难以接受。”斯托达德引用了很多著名观察家的描述，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国的，来证实他的这个说法。相比之 下，罗斯的分析更加客观、科学，没有斯托达德那么文艺范；但他的观点和斯托达德差不多。他在关于中国人的著作中，专门有一章“在中国的生存斗争”，长达 40页，包含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令人过目难忘的悲惨细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意识形态让美国知识界不愿意承认，千百年不同的生存环境 会给一个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这种观点开始重新进入知识界主流。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格里高利.克拉克所著的《告别慈善》。在这本 出版于2007年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克拉克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起源。而且他的这个分析得到了知识精英的称赞，《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泰勒.柯 文说这本书是“经济学界的重磅炸弹”，而伯克利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则称赞此书“才华横溢”。

尽管克拉克分析了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最吸 引眼球的部分，是关于英国人基因变迁的分析。通过仔细分析中世纪以来不同阶层英国人的遗嘱，克拉克发现，过去几百年，富有的英国人留下的后代比贫困者留下 的要多很多，前者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原因估计是富裕者可以在更年轻的时候结婚，而且他们所享有的更好营养条件和生活水平降低了他们的死亡 率。确实，这一时期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极其困苦，接近马尔萨斯极限。因此，最贫穷的英国人甚至无法生育，他们（及他们的基因）逐渐被向下流动的更富裕者的后 代所取代。因为获取和积累财富至少部分取决于勤奋、审慎以及工作能力等（先天）性状，所以克拉克指出，这些性状逐渐在英国人口中扩散，为后来英国的经济成 功提供了人力方面的基础。

先不考虑克拉克的观点能否成立------经济学家罗伯特.C.艾伦对他这个观点提出过非常强大、也非常有说服 力的反驳，但克拉克的理论架构至少是合理的。尽管克拉克的分析和斯托达德、罗斯等人对于中国的分析在风格上有很大不同，很多分析中使用的定量指标也不一 样，但他们总的思路还是很接近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克拉克的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央王国的居民。很有意思的是，克拉克自己花了几页来考虑这个问题， 并得出结论，和英国不同，富裕中国人的生育率并不比贫穷的中国人更高，因此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克拉克并非中国历史专家，他的分析数据仅限于中国王朝宗 室的出生记录，对更广泛的一般人口毫无代表性。实际上，对中国历史材料更仔细的分析显示，经济情况和家族的大小有强烈的相关，而且在中国，这个相关系数比 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都要明显。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特色也维系甚至加强了这种相关性，这是独一无二的，不管是欧洲还是其他地 方的社会都没有这样的特色。中国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这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响。

传 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中国社会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其稳定性和持久性。从隋唐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官僚帝国一直维持到1948年（译者注：原文如 此）tg革命成功，在此期间，一套稳定的社会和经济体制控制着中国，定期改变政府上层的王朝更替及军事征服对这个体制只有很轻微的影响。这个体制最核心的 一点就是用按照能力选拔的文官替代了地方贵族，这些文官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其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本质上，中国比欧洲早1000年消灭了世袭封 建贵族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皇帝及宗室之外所有人在法律上都平等的体制。

竞争性考试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巨大，他决定了谁能 进入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而在近代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由血统来决定的。不同的体制给各国的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会将他们的血缘追溯到 查理曼或巴巴罗萨时期的祖先，并记录其后他们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兴衰；而在中国，成功的家族则是炫耀他们祖先连续几代高中进士、以及相应获得的政府官 职。尽管欧洲有不少讲述充满英雄气概的平民如何通过他们为国王的效劳而进入贵族行列的浪漫童话，但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故事也只是童话而已。但在中国， 即使是最显赫的世家也是由普通农民发迹的。

中国不仅是第一个利用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民族国家，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性考试，恐怕也 都是起源于中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18、19世纪的文官制度是模仿中国建立的，已经是学术界共识了；而最新的历史研究则显示，欧洲大学的入学考试及毕 业考试制度（比如，最早的欧洲大学考试，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也是如此。笔试，就和筷子一样，是最纯粹的中国发明。

因为中国人在过去 1500年通过考试来分配权力和影响，有人猜测，考试能力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基因层面都已经内嵌成为了中国人的特性。但是，尽管这种猜测可能包含一些 真实的成分，其影响却不会太大。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口一直是数千万级别的，从公元900年的6000万一直增长到1850年的4亿。而通过科举考 试，获得进士的人数通常每年不到100人，即使在最高峰的宋朝，也不过是每年200多人。即使我们将更低级的举人包含进来，总人数恐怕也就是几万人左右， 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相比通过当工匠、商人谋生的中国人，以及占压倒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通过考试选拔统治精英在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但在 基因上的影响则可以忽略。

同样的困难使得我们难以将格里高利.柯克兰和亨利.哈本丁对欧洲犹太人高智商的分析应用的中国上。欧洲犹太人是一小群生 殖隔离的人群，从事的职业集中于商业和金融，这些职业会产生对高智商的自然选择，而他们和其他没有受到类似自然选择压力的人群又缺乏基因交流。相反，没有 证据表明，中国成功地商人或文人不愿与一般人口通婚，而一定程度的通婚会很快稀释掉从事商业或读书产生的选择压力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若要用克拉克的理 论来分析中国，我们就必须将分析目标锁定在中国的农民身上-----在历史时期，他们占中国人口比例始终在90%以上。

没有贵族、不分阶 级

实际上，尽管西方观察者喜欢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可怕的贫困上，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多很罕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对中国人的特性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没有血缘贵族，和高度的阶层间流动性。

法国大革命1000年前，中国的封建主义就结束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法律面前 都是平等的。“士绅”阶层------那些通过科举的人，享有一定的特权，而“贱民”----奴仆倡优等，则受到歧视。但这两个阶层的人数都很少，都小于 总人口的1%。而“庶民”------上述两个阶层之外的其他人，包括农民，则享有完全的法律上的平等。

但是，这个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 着经济上的平等，而在社会所有角落都存在剧烈的贫富梯度，或者说贫富落差，即使在最小、最同质的村镇中也是如此。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农村人口按 照财产和“剥削收入”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饥荒的年份，财富的差距通常就意味着生存和死亡的区别；但是，所有人都承认，不同阶层间的区分 是纯经济性的，地主失去土地就会变成贫农；而一个贫农如果能发财，就能成为地主。Tg在政治斗争中，宣称地主和富农占有总人口的10%，却占有70%到 80%的土地；而贫农和雇农占人口绝大部分，却只占有土地的10%到15%。中立的观察者一般认为这些数据出于宣传目的有所夸大，但和严酷的现实相去也并 不算远。

法律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制造出了历史上最极端自由市场经济；不仅在中国的城市如此，在居住着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更是如 此。财富最基本的形式土地，可以自由地出售、购买、出租、转租或抵押；货币贷款和借粮都很普遍，特别是饥荒时期，高利贷是正常现象，利息可超过10%的月 复利。在极端情况下，子女和妻子都可能被出售换取现金或食物。如果没有亲友帮助，没有土地或货币的农民会很快饿死。与此同时，较为富裕的农民的农业生产则 是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经常会出现很复杂的契约。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前，中央王国的人口就从6500万人 增长到了4.3亿以上，这使得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得到开垦。尽管中国在18世纪是完全的农业社会，但1750年的山东省人口密度是荷兰的两倍，而荷兰是当时 欧洲城镇化水平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国家。而在工业革命早期的英格兰，其人口密度只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

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很高效，但在 19世纪，中国的人口终于超过了其农业在当时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的绝对承载能力。人口增长已经由于高死亡率（包括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导致的低生育率、疾 病以及周期性的饥荒（通常会导致5%的人口死亡）而停止。就连汉语都开始将吃饭作为头等大事，像“吃了么”就成为了日常问候语。

中国社会 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使得缓解这种人道灾难很困难。同时期的欧洲贫民，不论男女，结婚都很晚，或干脆不结婚。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婚和建立家庭是他们生活的核 心。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确实，结婚和生孩子被认为是成年的标志。此外，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保证一个人及其祖先能获得祭祀，而作为对意 外灾难的保险，儿子不能只有一个。更现实的考虑则是，嫁出去的女儿会成为她丈夫家的成员，只有儿子能提供养老。绝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价值观都包括孝顺、婚 姻、家庭、子女这些，并且在最后一项上都重男轻女，但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些价值观似乎特别强势，成为生存以外最主要的目标。在严酷的贫困生活条件下，有时 候需要作出很艰难、很残忍的决定；杀害女婴（包括因为照料不周的隐性弑婴）成为穷人控制人口的主要手段，使得适婚年龄女性比男性少15%到20%。因此， 对于女性的生殖竞争非常激烈，绝大多数女性在20岁以前都结婚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庞大且稳定增长的人口，只受到马尔萨斯三骑士（战争、瘟疫和饥荒）的限 制。

出色的向上阶层流动性，以及无情的向下阶层流动性

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可能都是贫困的农民，但对那些有能力、也有运气的农民来 说，进入更高的阶层是有相当的机会。村镇中较富裕的居民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古典教育去参加科举。如果一个小地主或富农的儿子足够勤奋，也足够聪明，那他 就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得政治权力和财富。对明清时期的进士家庭出身记录的分析，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可以秒杀任何西方社会，不管是前现代的西方社 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超过30%的中举者来自平民家庭-----平民家庭是指三代以内没有人担任过官员的家庭。在更早的宋朝，这个比例一度达到过84%。 自剑桥大学建校以来，几百年间，其录取新生中的相应比例从来都是远低于这个数字的；美国的长青藤联盟高校的情况恐怕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向下的阶层流动性 也是非常强的，即使对于最显赫的家族也是如此。明清600年间，每一代的统治精英家族中，只有6%来自上一代的统治精英。

现代西方社会的 基础原则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儒家的传统中国社会则是完全相反，认为人生来就是有差异的。但在现实中，后者似乎能更好地实践前者的意识形态目标。拓边时 代的美国也许会产生出生于小木屋里的总统的传奇，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央王国的统治文官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确实来自于农村的稻田里的，这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前 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上升进入政治统治精英的机会是非常可观的；但更重要的是是 足够勤奋和精明的农民可以在进入经济上更富裕的阶层。很讽刺的是，这种向上的阶层流动性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tg领袖毛泽东提供的，他在回忆他父亲如何 由一个没有土地的贫农变成富农时候讲述道：“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 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 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 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 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 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 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 省，不过总是够吃的。”（译者注：以上这段直接引自《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第一章“童年”，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译文）

毛 在讲述时，绝没有将其父亲社会地位的上升在任何意义上视作不平常的事件；他的父亲很明显干的不错，但毛出生的地方恐怕有很多其他家庭也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 就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情况。这种高速的社会流动在任何一个封建社会或有鲜明阶级划分的社会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农民拥有向上流 动性的反面就是更大的向下流动性压力，这个压力非常巨大，在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因素中，恐怕是最重要的。每一代人里，少数幸运并且有能力的人可能向上流 动，但更多的人则向下流动，而最底层的家庭则完全消失。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村是一个面临巨大向下流动压力的地方：每一代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生活都比其父辈 更贫困。

25年前，这种向下流动的压力为历史学家爱德温.莫斯所证明。他在这方面的论文很少得到关注，原因可能是70年代的政治气候使得 读者不愿意面对他的论点会引申出的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结论。在很多方面，莫斯对中国人口基因变迁的分析和克拉克多年以后对英格兰的分析不谋而合。他指出，中 国农村，只有较富裕的夫妇的儿子娶得起亲，因为对女婴的弑婴使得适婚女性数量始终比男性少15%左右。因此，农村中最贫穷的人群根本无法繁殖下一代，并且 经济情况越差的阶层，其生育率就越低（因为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就越高。与此同时，富裕的人可以娶多个妻妾，留下多个孩子。因此，每隔一代人，最贫穷的 人的基因就会消失，而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人数会减少很多；他们的生态位被向下流动的高生育率的富人的后代所取代。

这个现实对于农民自身来说 一样明显，莫斯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一位农民说过：“我们这个村子里，怎么可能有人是穷三代呢？如果一个人是穷人，那他的儿子就娶不起亲；而如 果他的儿子娶不起亲，怎么可能有第三代呢？” 因为女性数量较少，所以始终存在着一大批娶不起亲的男人。这包括绝大多数雇农。最贫困的家族无法为自己的儿子娶亲，最终绝嗣。下一代的穷人则来自破落的中 农、富农或地主的后代。

经济处于最底层的家庭的儿子有很多已经过了婚龄还没有结婚，限制了家族的大小。WongMi（译者注：原文如此， 不知中文原名是什么，下同）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23岁了，他的父母都60多岁了，但他的家庭只能租得起一英亩的土地，娶不起亲，他和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 起，他们家庭一共就三人。WongChun则是一位40多岁的无地雇农，他的情况和10多年前一样，当时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现在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一 个人生活。在这个村子中，有15个家庭的独子没有结婚。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Nanching村有20个家庭没有任何土地，处于最底 层。他们中的少数租土地进行耕种；但大部分则连农具、化肥和种子都买不起，因此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农。通常，他们每年能获得1000斤的糙米；如果他们没有 房子，也可以获得住所。这个收入比他们租种土地获得的或许高一点，但在没有其他雇用收入的情况下，不足以支持更大的家庭。因此，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结婚， 而无地农民中，未婚男子的比例最高。WongTu En，一个为富农干了10年的雇农，已经50多岁，仍然是光棍；村里还有很多类似他这样的。他们是村里其他人嘲讽和同情的对象，后者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此外，中国农村的向下流动压力还被“分家”传统所强化。和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的财产均分给所有儿子。

如果家族财产全部或大部分传 给长子，那么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可以一直传承下去，除非继承人太过废物，或者运气太差。但在中国，富人会尽力生多个儿子，因此继承时存在多个男性继承人， 所以富人的儿子继承财产以后，其财产只有父辈的几分之一。因此，除非他们能扩大他们继承的财富，一个生育率较高的富裕地主的后代会很快变成中农，然后是贫 农。所以，若一个富人的财富来自好运，或者其他后天获得的性状，而非基因遗传，他们的财富会很快消散，他们的基因会很快被移除。

经济上成 功的家族要想维持他们的地位，每一代成员都必须从土地或他们的邻居那里通过智慧、敏锐、勤劳和坚韧来扩大自己的财富。对于错误判断或不够努力的惩罚，就是 基因被淘汰。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威廉.辛顿所描述的那样：“安全惬意的生活、社会地位以及悠闲娱乐，是在一片惊人贫困和饥饿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这些贫困 和饥饿随时可能淹没，一个放松努力或没有榨取最后一粒稻谷、最后一个铜板的家庭。不继续变富就要变穷，而变穷的结果就是死亡，或者至少是家庭的解体” 但是，在有利条件下，成功地家族可以一代一代地扩大规模，直到淘汰、取代了其不够有竞争力的邻居；这样成功的家族后代最终可以成为一个村子全部居民。例 如，一对贫穷的杨氏兄弟以雇农身份来到某地100年后，他们的子孙发展到了80-90个家庭，有两个村子的居民完全是他们的后代。在一个广东村子，一个黄 姓商人家族逐步扩散并获取土地，最终取代了其他居民，直到当地74%的人口都是来自其家族的------其家族中成员有富裕的，也有贫困的。

关 于中国人的预测，以及美国意识形态

在很多方面,我们利用历史和社会学资料描述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地区环境如何塑造其居民特质的完美例子。即使在 前述严酷的社会选择开始前上千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文明了。之后，6-7世纪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没有太本质的变化，中 国一直是一个有秩序和法律的社会，任何不愿遵守规则的刁民都会被无情地剔除。在这1000多年里，人口过剩的给每个家庭的生存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强大 的文化传统又逼迫人们生孩子，特别是儿子，即使这会带来下一代的贫困。农业生产效率很高，但需要有辛勤的耕作才行；而农民需要作出的经济决策非常复杂 ----如何管理土地，播种哪种作物，以及投资决策等；中国农民面临的决策问题，比世界其他农业区的农民或农奴所面临的都要复杂很多；而正确或错误决策带 来的后果是两个极端，或是自己基因取代别人的基因，或是被别人的基因取代。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以及文化上的同质性，导致任何有利于生存的新东西都会很快地 扩散，这“新”包括物质技术上的发明，也包括基因上的变异。

必须指出，虽然商业能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方面的 选择压力和世界其他地方商人阶层（例如欧洲犹太人或印度帕西人）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高度特化的，要成功，只需要敏锐地商业感觉 和机智的头脑就足够了。但在中国农村，即使是较富裕的居民，大部分时间也要和家庭成员以及雇农一同参与体力劳动。成功的农民固然需要较高的智力，但除此之 外，还需要能吃苦、有决心、有毅力，以及其他生理上的一些性状，比如不怕受伤、食物消化效率高等。因为选择压力是如此复杂，所以相对只有一个单一性状决定 生存概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性状扩散的速度都会比较慢；但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是世界第一，并且社会经济体制基本稳定，所以这选择压力对基因还是会产 生明显的影响。

如此强大的选择压力肯定也会在不同层面上都产生影响；例如，文化层面。因为文化“软件”比基因“硬件”灵活很多，变异也快 很多；要把不同层面的影响区分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要说上千年严酷的选择压力，在基因硬件层面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显然也不合理；然而，二、三代人以 来，西方学术界主流出于政治正确，一直坚持这一教条。

很多时候，要发现意识形态给自己思维带来的盲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考虑和研究一下 那些意识形态和自己不同人的观点。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就是考虑研究一下8、90年前我们知识界的先辈的观点，感谢互联网，现在我们能很方便地研究他们了。

应 当承认，有些时候，这些先辈的观点太过天真，也太过想当然；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是符合科学方法、也是很有洞察力的，对于今天西方知识界的偏见是一 个很好的矫正。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如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轨迹的预测上，他们的预测比他们的后辈（过去50年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要准 确很多。这应该足以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观点。

这方面，有一个很讽刺的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人类遗传系的蓝田教授，他是一位华人。 几年前接受采访时，他无意中提到，中国人遵守规矩的性格来自于过去2000年中国政府不断的将有反骨倾向的人清除掉；这个观点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认为是 很正常和合理的；除了在过去50年的西方国家以外。就在接受这个采访以前，蓝教授发现了可能对人类智商有影响的基因，并发现他们在不同种族中的分布频率是 不同的。但他的这一研究结果激起了被西方政治正确洗脑的卫道士们的义愤，最终，他决定放弃这个方向的研究。

但是，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虽然 愿意遵守美国意识形态定下的规矩，在中国的科学家可不会如此。所以，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人类基因研究机构，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虽 然美国研究机构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他们的研究受到政治影响，很多领域是禁区。

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在很多科研领域投入巨资，但最终一无所 获，这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科研必须服从错误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所幻想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注定了苏联必然灭亡。美国的领导人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不 要让错误的教条给我们的国家带到类似的命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