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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见龙在田,伏戎于莽——清乾隆年间中越战争纪实(一) -- 一剑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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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见龙在田,伏戎于莽——清乾隆年间中越战争纪实(二)

二、越南是受儒家文明濡染最深的邻邦

或者因为政治因素影响,或者因为文字使用的直观因素,或者因为研究者多寡问题,在许多人眼中,受儒家文明影响最深的国家,要么是朝鲜、韩国,要么是日本、琉球。但事实上,它们都不如越南。

越南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为密切,沟通交流最为频繁,文明同质化程度最高,在典章制度、文艺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几乎可以说汉越一体。

在二十世纪前,越南与中国本部十八省几乎毫无区别,一样的以孔孟学说科举取士,一样的历法节气节日,一样的儒道佛合一的宗教观,一样的祖先崇拜、城隍崇拜、财神信仰和土地神信仰,一样的婚姻丧葬习俗,一样的盛行命理风水,一样的以中国典故吟诗作赋,一样的中国文化历史教育,以至于二十世纪初有越南人痛心疾首说道:“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论为知之无用。”

直到今天,越南的汉风唐韵,别说日本、朝鲜比不上,甚或有些地方,大陆港台都不如。如,儒家核心价值观——忠孝仁义礼智信——在越南代代传承;在称呼上,越南人很注意对长辈的尊称,不能以你、他代指长辈;有些传统家庭甚至还保留了古代对父祖名字避讳的习惯。在越南,跟中国一样,阳历、阴历并行,春节(越南称元旦)、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灶神节这些传统节日与大陆港台没有什么区别。而寒食节、中元节、下元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越南还继续存在并盛行,但在中国大陆,大多已凋零为昨日黄花。

被法国殖民这么久,儒家、中国的文明因子在越南依然根深蒂固。像拉丁化的越南语已经普及一百年,但家家户户写春联时,还是按照汉字书写习惯,从上到下,每个拼音单词占一格来书写;在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了六七成,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更是高达七八成,随着两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汉语借词在越南语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乘佛教(即中国化佛教)在越南信徒最多;越南的第三大宗教——高台教最直观反映了今天越南人对各种宗教、民间信仰兼容并包的心态,核心还是儒道释合一的传统宗教观,但糅合进许多西方元素,如孔子、老子、姜太公大致与耶稣、如来并列,李白、关羽和观音同为信奉对象,孙中山与雨果、牛顿同为先知等等。在文学艺术上,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榜在越南几乎可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张贤亮、贾平凹、金庸、琼瑶等人的文学作品也非常流行,等等,这些都反映了越南人与中国人极其相似的文化心理需求。

其他东南亚国家,要么受印度教、上座部佛教影响,要么受伊斯兰教、天主教影响,除了华人华侨聚集地,儒家影响非常淡薄,严格说起来,甚至新加坡这个华人国家,在许多方面比越南都要西化。

越南人的典章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道德观念与中国如此相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南在两千多年前是以中国本土一部分的身份迈入文明社会,即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一部分,不过后来独立分家而已。

秦设象郡,汉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设安南都护府,直到五代末、北宋初安南独立,越南作为中国郡县的时间长达1100多年,安南独立也是全盘接受了安南都护府的统治力量、机构、制度和领土人口,一直到明清两代,越南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制度都在学习、模仿中国。

从来没受过中国直接和间接统治的日本就不说了,即使今天天朝的西域、吐蕃、漠南、西南、东北等许多地区都未曾有过如此长的中原直辖历史,而朝鲜,也只是汉武到西晋400余年在半岛部分地区设立了乐浪等四郡,朝、韩另有法统、人口、政权的传承,特别现代朝、韩滥觞于唐代新罗,从未被中原王朝直接统治过。

丁部领在968年成立大瞿越国,正式脱离中原王朝,但直到1885年止,除了明代初期被永乐帝灭国,直接统治20余年,越南基本都可称得上中华帝国最密切的藩属国之一。

从古代越南人视角,他们实际上从未自外于华夏文明,一直自认为华夏一脉、神农后裔、百越之后,用汉字、尊孔孟,自称龙子仙孙,帝王法统上承南越武帝赵佗,自称南国、南帝,以越人、大越自称,称呼中原王朝、汉人为吴国、吴人,一直认为自己也是文献之邦、中华正统,跟朝鲜只敢自称“小中华”又有所不同,如十五世纪黎圣宗征老挝就下诏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

大略说来,拿中国历史比,越南人一直有南北朝心态,自己为南朝、南人,中国为北朝、北人;拿外国历史来比,就如拜占庭帝国的主体民族希腊人,一直自认是正统的罗马人。

自然,越南人善于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作为中华帝国的藩属国,越南一直维持着对天朝上国在明面上的尊崇,以纳贡表示臣服,用中国历法以示奉天朝正朔,以天朝皇帝的册封作为自身王位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但骨子里的自尊、自认华夏一脉的观念,也让越南跟朝鲜、琉球等藩属国有着很大不同,如最高统治者对中国卑称国王,对内、对周边小国则称皇帝,明初黎利打败数以十万计的明军后正式独立,豪情万丈地在全国颁布了著名的《平吴大诰》,就连清代文人都愤愤不平指责道“语尤悖逆”。

中国在处理宗藩关系时也很善于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把维护自身地缘利益和维护藩属国稳定安全结合得较好。明清以来,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把朝鲜、日本、越南等十五个藩属国列为“不征之国”,但明永乐帝也曾灭过安南,明嘉靖出兵过安南,清顺治、乾隆都出兵过缅甸。即,如果藩属国出现复杂的军政问题,特别是统治者继承权出现争议,宗主国出兵是无可非议的,拿今天的民族主权国家概念来套古代东亚宗藩体系,是很难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今天越南许多史学研究者(甚或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脱离当时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情绪化、简单化地看待中越特殊的历史关系,特别是在研究中越之间战争时,把中国平定郡县内乱、反击安南侵略、兴灭继绝的军事行动一概斥为侵略战争,这既违背了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态度和方法,也是对中越传统友好关系的一种学术伤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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