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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楚汉时期最大的政治手笔-----项羽分封谋略新证 -- 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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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葛剑雄)

既然农业生产是维持秦、汉统一的物质基础,适宜农耕的土地的秦、汉统一政权得以建立的地理基础,我们自然不能回避水利的作用,并且应该讨论一下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格“治水社会”中有关秦汉的论述。

  魏氏提出: 

  治水耕作的土地尽管占全国耕地面积不到一半,产量仍然可能超过所有其他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治水农业居于相对经济优势的地位。在中国统一前夕,秦国修建了郑国渠,从而大大地巩固了它在农业内地(现在的陕西);这一行动使秦国比其他诸侯国家富足而强大。后来,秦国统治的整个地区(原注:除了郑国渠地区以外,这还包括四川的富足的灌溉平原。)占到帝国面积大约1/3,而据班固记载,它所拥有的财富要占帝国所有财富的60%。司马迁认为,以前秦“富十倍天下(其余地区)”。这两种说法都无法予以证明,也不必加以深究,但是这些说法都证明我们所说的一种强而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的相对经济优势。

  大概就是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氏在划分“紧密的和松散的治水社会”时,在“紧密型2”一类中称“可能还有在建立中华帝国前夕的秦国”。

  魏氏所要证明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的相对经济优势”,也就是战国后期的秦国和西汉时的秦国故地由于有“一种强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而在全国(即战国群雄中或整个西汉国家)经济中占有相对的优势。要判断魏氏立论是否正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一分析他自己的论据,尽管他使用了“无法予以证明,也不必加以深究”或“可能”这样一类模梭两可的话。

  关于郑国渠,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史记?河渠书》中的一段话: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书?沟洫志》所载大同小异,无疑是抄自《史记》;但值得注意的是,郑国的话成了“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所谓“万世之功”,显然是在《史记》原文基础上的夸大。如果用以说明该渠在农业生产上的长期长期效益也并无不可,但要解释为秦国因此而灭了六国就与史实不符了。

  郑国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只要看它的灌溉面积和成效就可以了。四万余顷田亩产一钟(即六斛四斗),总产量约260万斛(石);以秦汉时每人每年平均需用粮18石计,这些粮食大约能供养14.44万人。这对解决秦国关中的粮食供应当然是不小的贡献,因为西汉中期以后花了很大力量从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常年也只是维持在400万石的水平。但要说这就成了秦国富强及灭六国的起点或物质基础,那就无论如何讲不通。稍具秦汉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秦国的富强自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六国的军事优势也早已形成,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今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和山东西部,灭了东西周。而郑国渠是在秦王政初年开凿的,又花了数年时间,秦国怎么可能由于这条渠道才“富强”、才“并诸侯”呢?四万顷的面积在关中平原中也只占一小部分,即使这些土地年年丰收,也不能使在中都变为“沃野”,更不能保证整个关中从此“无凶年”。实际上,关中明确见于记载的凶年也不少。

  魏氏的第二项论据其实并不是班固的说法,而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话,后为刘向、朱赣采用,班固又辑入《汉书?地理志》。原话是: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是司马迁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确实的数量基础上的,因此三分之一也罢、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六也罢,都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而且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指出这些估计离事实很远。根据《货殖列传》,“关中”包括“?F、雍以东至河华”,“巴蜀”,“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按照秦末汉初的疆域推算,说这一地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大致还可以。但人口的差距就非常大,据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数,整个三辅、凉州、益州(已超过“关中”范围)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的比例不足17%,而且与司马迁或此前时代相比,因这一地区的人口有大批迁入,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已有所提高。至于“富”要占十分之六,就更没有数量根据了。关中的富人虽多,也不过集中在三辅,数量毕竟有限。而在农业社会中,主要的财富离不开土地和粮食,国家的收入也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西汉时关东的人口长期占总数70%左右,可以肯定,当时的主要财富是在关东,而不是在关中。由于首都设在关中,朝廷每年要从关东输入粮食、丝织品和手工业产品,贵族列侯要从在关东的封邑收取租税,商人也要将商品从关东贩往关中,但这些都只是财富的征调和流通,与生产是两回事,与治水更毫无关系。

  第二种说法也不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而是《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别人的话: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

  这类说客的话一贯是为我所用,突出自己的重点,自然不能当真。

  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在关东,即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和淮河以北地区。以西汉末年为例,这一占全国总面积11.4%的范围内,拥有总人口的60.0%,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手工业产品,与关中相比无疑更具有优势。

  我丝毫无意贬低秦汉时期的水利成就,但水利、特别是由政府兴办的水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更不能把治水作为秦朝实现统一和汉朝能维持的主要因素。魏氏的论据与事实不符,其结论自然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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