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路军鲁西南独立团团长范子成小传（完整版） -- 小伙子学飞翔

范子成（1911—1962），原名范永铸，山东省曹县郑庄乡高范庄人，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之一、鲁西南著名的抗日人物。

一、从曹县第一高小到济宁省立七中

范子成自幼聪颖，乐于求学。开始，在家乡读书，1928年至曹县城里，就读于县第一高小。1930年，高小毕业后，以较好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济宁）第七中学，编入六级一班。

随着年龄增长及受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范子成逐渐对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的生活感到同情，对国民党黑暗统治感到不满，民族、民主意识开始觉醒，主动接受进步思想，积极追求革命真理，坚定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1年秋季开学初，在七中的曹县同乡会上，他鼓动同乡们，在所在班级加入读书会。进而，在课外时间，自由阅读进步书刊，还订阅倾向进步的小册子，如《联友》、《工农》、《立报》等。

同年，日寇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占领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放一枪，退到关内，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备受荼毒与欺凌。

此后，基于爱国义愤，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击日寇，收复东北失地。山东各地学生纷纷响应，济宁省立七中、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兖州省立第二师范、曲阜明德中学等六校学生齐集兖州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前往南京。

各校推出代表，范子成是七中代表之一，六校又选出总负责人，要求赴南京请愿，当局拒不发车，六校学生以卧轨抗争，致京浦路南北火车大动脉一时断绝。

学生卧轨斗争前后坚持七天，但正义诉求仍未得到答复。大家最后认识到，既然南京请愿无望，还不如暂时回校，然后再深入群众中，继续宣传抗日。于是，由总负责人向大家说明情况，学生们分别回校去了。

此后，范子成在七中、三职两校学生中，带头深入群众，宣传抗日。他们四处张贴墙报、漫画，并利用星期天，带领学生，在济宁城内、四关查禁日货。

不久，当局恐惧学生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宣布提前放寒假，并要求学生必须返乡，不准留校。

1932年夏，由沈君奎、王金堂二人介绍，范子成和曹县人王秀峦（又名王健民，山东省曹县青岗集乡田庄村人）、沈秉钤（又名沈建华，曹县城内人，后任济南市历城县特支宣传委员)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经共青团山东省特委批准，范、王、沈三人组建共青团济宁七中特别支部，范子成任支部书记，隶属团省特委领导。

1932年下半年，济宁七中特支被敌人破坏，刘庆珊、颜运东、何大芳、王祥珍、孔凡昌、孔庆奎等同志被捕，济宁七中党组织便与上级党失掉了联系。

1933年初，七中的爆发一次罢课斗争，范子成是骨干领导人之一。

二、从被捕入狱到无罪释放

1933年刚过年，省委派沈君奎来济宁七中，恢复党的关系。与周蓝田、范永铸、王秀鸾、沈秉铃五人在济宁马家店开会，恢复了该校党的组织。

1933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团省特委均遭破坏。3月3日，因沈君奎被捕叛变，范永铸、王秀銮在济宁七中被捕，沈秉钤因事前得到消息，躲藏起来未被捕去，周蓝田因去兖州乡师找乔海秋联系工作，末在校内，得以幸免，党组织又重遭破坏。随之，范、王二人被解往济南，关押在地方法院看守所中。

1934年春，他俩参加了被关押在一起的原中共山东省书记任作民领导的绝食斗争。在此次斗争中，范和另一位难友表现突出，管狱人员给他俩戴三天30斤重脚镣和背铐。

同年秋，因为没有活动证据，济南地方法院向他宣判无罪释放。他回家曹县后，一面休养饱受铁窗磨难之身心，一面补习功课，一面联络进步同学，寻找革命组织，尽快投入革命队伍行列中去。

这一时期，范子成满怀爱国家、爱人民的热诚，充满革命理想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不断追求真理，与敌人顽强斗争，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受到了切实的锻炼，逐渐成长为鲁西南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为此后艰苦的鲁西南抗战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6年2月17日，鲁西南民主革命先驱、郑庄人郑尔拙因病不幸逝世。范子成作为乡邻及革命同志，和郑的好友、曹西北绿林军头领王道平等一起，参与了郑的治丧工作。

1936年春，原为共青团济南市委成员的袁复荣出狱后回到曹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曹县地方组织，发展队员10多人。

这时，范子成与袁取得了联系。以后，他们在曹县城关和青山集一带，团结进步青年王秋庭，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报刊。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派沈建华、王健民，回到地处鲁西南中心区的家乡曹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当月，他们与王石钧、孙志谦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曹县特支，沈建华任书记，王健民任组织委员，袁复荣任宣传委员。

随着党的力量的壮大，于1937年冬，在曹县城里鼓楼街曹明和（后任定陶县委组织部长）同志的家里，建立了曹县工委，沈建华任书记，王健民任组织部长，袁复荣任宣传部长，范子成任军事部长。于子元的组织关系由直南特委转到曹县工委后，任工委民运部长。1938年初，王振扬任工委委员。

1938年3月，曹县工委改称曹县县委，领导分工不变。

在曹县西南的第十区青山、汤陵两个乡，曹县县委军事部部长范子成、共产党员王耀庭，建立50余人的抗日预备队。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地方，共产党组建武装成为可能。

当时在曹县，除了国民党顽固派李文斋是我打击对象以外，以山东省国民党内第三党负责人袁春霖（袁复荣的哥哥）为首的一派，主张与我联合，进行抗日，是我部统战的对象。曹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王子魁、国民党曹县第十区区长祝汉忱（臣）、六区长芦郎斋等都是他的追随者。

范子成受党的指示，利用他和祝汉臣（忱）的关系，成立一支40余人的区队，范任区队长。

三、从袭击日伪军到为民除害

1939年春，杨得志司令员率领冀鲁豫支队，会同与我有统战关系的曹县国民党县长王贯一领导的保安团，三路攻击国民党顽固派李文斋的反动地主武装，消灭了九区张广成、六区程凤伍及驻八区的李子仪等部，共一千多人，会师青固集，打开了曹县东南的局面，使王贯一的政令得以在全县通行。

之后，范子成任新组建的国民党曹县第六区（城东南30华里地带）常备队（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武装）队长。

这年6月29日，也就是端阳节前一天，各家各户正在炸老鸹头、包粽子，准备过节。

突然，有日本兵和汉奸队数十人，窜到韩双楼、李双庙一带村子，进行骚扰，抢掠财物。敌人野蛮牵牛抓人，各村顿时鸡飞狗跳，乱成一团，无辜群众纷纷逃避。

这时，六区常备队驻在闫楼，岗哨发现南边有日伪军的活动，马上报告队长范子成。

范闻讯后考虑形势认为，敌人来抢掠，自己守土有责，且驻地西北面环大堤，进可以攻，退可以走，占据地利位置的优势，可以对敌进行突然一击。

随即，范子成集合常备队，前去袭击日伪军。他们迅速隐蔽接近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然后范子成一声令下，常备队对敌人猛烈开火。

敌人正在专注于抢劫，猛地听到周围枪声四起，顿时惊恐万状。因不明情况（当时八路军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也常来此活动），怕被围歼，遂迅速向西北曹县城方向逃窜，韩双楼附近群众免遭一次灾难。

1939年秋，六区魏庄寨后边的杨庄，有个地痞、汉奸，名叫宁培山，在当地勾结日伪军，时常欺男霸女，残害百姓，罪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

有人忍无可忍，将其罪行向范队长告发，范闻知详情，怒不可遏，决定对其严惩法办。当夜就带士兵二人，悄悄摸进杨庄，闯入其院内，大力撞开房门，一枪将宁培山击毙在床上，为这一带群众除一大害。

四、从保安旅起义到王厂突围

1942年4月22日，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投降日军，孙所属行署保安旅孙性斋部虽然未改编番号，但却继续拒绝抗日，积极反共，荼毒盘剥百姓。

我党对该旅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决定采取内部策反。

受鲁西南地委派遣，中共曹县（东南）县委军事部长范子成，利用孙的后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政务厅厅长刘道元（范是刘的内弟）的关系，打入孙性斋的保安旅内部，任特务第三团团长，秘密进行策反工作。

刘道元，曹县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秘书，后任教育厅厅长，有著作，在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他的追随者，多有民族观念，但没有抗日行动。从扩大抗日宣传出发，他也是我党争取的对象。

此次，鲁西南地委为了便于与范子成联系，由中共曹县（西北）县委书记孙正民、组织部长王耀庭，派魏湾区张菜园村的党支部书记张长馥和党员张宝玉二人跟随范子成工作。

1943年7月，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和专署专员袁复荣带领前方指挥人员进驻曹东南，指挥五分区主力部队一部，配合曹县地方武装，开展曹东南地区工作。

我鲁西南部队由先后围歼了孙性斋部陈张楼、立袁庄的顽杂，刹住了敌顽的嚣张气焰，迫使保安旅向曹县南部老黄河一代撤退。

当时，孙被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被李仙洲扣留于安徽阜阳。鲁西南地委、专署、军分区决定对孙部进行争取，副旅长赵子青犹豫彷徨，惮于决断，始终不与我直接接触，经努力争取无果。

于是，根据形势需要，朱袁密令范子成率部起义。7月下旬，范子成率营长王太青及官兵百余人，从原防地南河张楼向北移动，在大集乡赵岗村，范宣布脱离保安旅，进行起义，投奔八路军，由朱程下令，范部被改编为鲁西南军分区独立团，范为团长。

1943年夏，我军讨伐李仙洲部战役结束后，李率部退至安徽。8月，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政务厅长刘道元等人的干涉，孙被释放返回曹县。

我部继续对孙性斋进行争取及劝降，由专员袁复荣给孙发了劝降书，敦促其弃暗投明。但孙没有诚意，图谋延缓时日，以求喘息。在我军打击下，孙率部退驻黄河故道以南。

同年9月，日寇集商丘、徐州一万余人，分兵数路，向鲁西南“扫荡”。

不几天，朱袁率民一团、二十一团、分区直属队、骑兵连转移到城西南20华里的王厂一带。当时，范子成随朱、袁行动行。

28日，遭到敌人围击，从上午10时，在朱袁指挥下，我部与敌人血战8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朱袁与三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就是鲁西南抗战史上著名的“王厂血战”。

当时，范子成率两名警卫员浴血拼杀，冲出村子，而日军骑兵数名，在后紧追不舍，后边一名警卫员不幸中弹牺牲，范和另一警卫员最后冲出重围。

战后，范子成收拢幸存部属，但残部还没来得及整训，就又受到敌人攻击，再次被打散了。从此，范子成离开了部队。

五、从邰堂遭袭受重伤到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

曹县西南十余里，也就是在范子成家乡附近，有邰堂、刘新庄、刘楼、袁胡同等几个村子，这一带地处曹县境内，但行政上却隶属于菏泽县管辖，是所谓“插花地（又叫“飞地”）”。该县在此设有特区，区自卫队（常备队）驻邰堂，有人枪30余。

在这一带，由于范子成的故土关系及影响，被委任为常备队队长。

1945年6月，抗战已进入尾声，鬼子的气势已日薄西山。由于鲁西南分区主力部队及各县武装的持续反攻，日军几乎全部失去他们在乡村的所有据点，龟缩在县城等仅有的几个大据点里。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还不时进行垂死的挣扎。

一天拂晓，曹县城内出动日军30余人，伪军数百人（王秋濯的自卫第九团）突然奔袭邰堂。日伪军冲至村内，包围了特区常备队驻地大院，立即开始攻击，一时间，机枪、步枪、掷弹筒声响作一团。

此时，常备队的战士们刚刚起床，范子成听到猛烈的枪声，迅步到大门旁的岗哨室内，去查看情况。但尚未站稳脚步，就遭到抵近攻击的日伪军枪击，当即身中数弹，左眼被打瞎，倒在血泊中。战士李志田、马学礼等亦被打伤，余部突围溃散。

敌人攻入区队部后，见范子成血肉模糊，以为已经死去，遂至附近大肆抢劫，后退去。

当天，范子成的亲属闻讯，急赴邰堂，将他抬到家中，一看还尚存一息，但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就连夜紧急抬往商丘北关医院，经过抢救，范幸免于难，并逐渐康复。

据范子成的一个外甥女（现年82岁）回忆，范子成在邰堂之战重伤后，左眼致盲，留下残疾，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身体状况已不适合四处奔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经上级批准，在家休养。

这期间，为了生活，他带全家老小去了商丘，开始开办粮行，做一些粮食生意，维持一家的生计。作为外甥女，当年她也跟随舅舅范子成去了商丘。

当时，在商丘负责给他看守粮仓是曹县郑庄老乡、已经病故的鲁西南革命先驱郑尔拙的弟弟。

1948年底，商丘解放后，范子成回到曹县老家，经组织安排，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那以后，范子成不追求名利地位，从不向党伸手张口，默默无闻地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任大石桥小学教师、城南王堂小学和土山集小学校长。

据范子成的孙子范伟讲述，听家人回忆，60年代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鲁西南农村生活极端困难，范子成曾去过东北，拜访他抗战时期的老战友王力生。

王是曹县革命老干部，抗战时期曾任曹南县县长，他的家乡是曹县郑庄乡冯庄村，该村和范子成家相距不远，大概有4华里，可以说二人是近邻。

那时王是哈尔滨的市委书记，范子成造访王家时，王恰巧在外开会，不在家，他的妻子又不认识范，而范碍于情面，认为不便打扰，又不合适与她深谈，当即就离开王家，直奔火车站，打算立即坐车回家。

王力生开完会回家后，得知了范子成来造访，马不停蹄，火速赶至火车站，四处找寻，最后甚至动用车站的广播，不断呼喊“范子成”的名字，但倔强的范还是回家了，两个老战友相隔多年，竟未能相见。

由此，王力生感到甚是遗憾，后来就几次给范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以示慰问及帮助。

1962年，范子成因病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1岁。

在建国以后的十余年里，范子成同志默默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始终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不向人提起他在抗战的功绩，也从不向人提起他那光荣历史，只是平淡、乐观、坚强地生活着。

但他在战争年代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坚强、勇毅、热诚及无私无畏，却深深地印在了当地人民的心底。

范子成同志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故土及人民。但是，他毕生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高风亮节；不计名利，舍生忘死投身抗日救国的民族气概；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高尚情操，都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