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商君】说战国（十）“祭祀聘享”与“赴告策书” -- 履虎尾

夏商时代的政治制度，“尚矣”，谁也说不清楚了。而周代的国家制度，却由于《春秋三传》和“三礼”的存留，使得我们有迹可循。

西周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即分封制），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封邦建卫”。这种“大封建”的指导思想则是“宗法制度”，西周的宗法制度与封建制关系密切，西周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权与族权的结合。封建制是在宗法制度指导下进行的，是宗法制度的一个体现。

宗法制度的内容，就是明确嫡庶关系，分出“大宗”与“小宗”。周天子世世代代由嫡长子继承，除继承土地、财产、政权，还继承族权，嫡长子奉祀始祖，这叫做“大宗”。非嫡长子的同母弟、庶兄弟等不能继承父位，只有受封的资格，被封为诸侯。他们没有主持祭祀祖先的资格，因此被称为“小宗”。诸侯对周天是小宗，但在本国内，每世也都由嫡长子继承，为下一代诸侯，是为“大宗”；诸侯的庶子，只能封为卿大夫，是为小宗。卿大夫是封国的小宗，但也由嫡长子继承，在本“家”为大宗；庶子被封为士，对嫡长子来说是小宗。士亦由嫡长子继承，为本支的大宗；庶子则为庶人。

从纵的方向来看，周天子世世代代不变，这就是“大宗百世不迁”。从横的方向来看，从天子到诸侯，再经卿大夫士到庶人，只需五世，这就是“小宗五世则迁”，正所谓“五服亲尽”也。流传到现代，在某些闭塞的乡村，只要出了“五服”，就不算一家人了，就可以互通婚姻了。

小宗要服从大宗，各级小宗都受到大宗的约束，每一级的大小宗都是上下关系。这样，政权与族权不分，国与家不分，父子君臣的关系是混一的。

《白虎通义》云：“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

同异性诸侯，天子通过婚姻关系，与之结成亲戚之国。周天子常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性诸侯为“伯舅”、“叔舅”。这种不同姓之间的甥舅关系，是对宗法制度的重要补充。各诸侯，卿大夫，也在其“国”内“家”内，与庶姓贵族结成这种甥舅关系。

宗法制度的实行，保证了周天子大宗的作用，天子所在称“宗周”成为万方共尊的中心。保证了王室对各级贵族的控制，出现了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

到春秋时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太史公曰：“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是，相对于战国来说，混乱和变化还是相对有序的。旧有的封建制和宗法制也遭到了冲击和破坏，但是，“封建”和“宗法”这两大制度，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总原则并没有变，一切变革，都是在封建与宗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因此，春秋同战国相比较，才会表现出《日知录》中所说的那六种情况：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上述六种情况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三种：“尊礼重信”，“宗周王”，“宴会赋诗”。此外“论宗姓氏族”一项，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人口聚族而居的情况，郑樵的《氏族志》对此讲述的最为完整。履虎尾在此帖之前的《说姓氏》，也属于对此情况的学习探讨，虽不甚完整，也就如此这般不赘言了。

“严祭祀，重聘享”，是《日知录》所论的战国春秋的第三个区别。

祭祀，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勤礼莫如致敬，尽国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超出了宗法的范畴，更具有政治意义。祭祀的重要性，甚至高过了战争。祭祀的作用和目的，在于强调家国一致，协调内部的关系，是宗法制度的最直白的表现形式。

聘享，是各国之间的外交礼节，诸侯觐见天子谓之“朝”，派卿大夫出访天子诸侯是为“聘”。大夫去天子诸侯处聘问出访，对方必定热情接待，一定安排宴享。因此，聘享二字连文，是整个外交仪式的完整表述。

享的另一种解释是“奉献礼物”。《仪礼聘礼》云：“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 郑玄注曰：“享，献也。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

《左传昭公三十年》亦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於是乎使卿。”

《史记平準书》亦云：“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史记货殖列传》亦云：“（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赴告策书” 之有无，是战国与春秋的第六个区别。

“赴”，是讣的通假。春秋时各国以吉凶祸福之事相告，凶事称“赴”，其他称“告”。《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凡崩、薨，不赴则不书。”

“赴告策书”合称，开始于杜预，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称：“赴告策书，诸所记註，多违旧章。”唐孔颖达疏曰：“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

春秋时期，宗法制封建制依然保留，旧有的框架依然存在，所以，存在《日知录》中所叙六种情况。而到了战国，“逞干戈，尚游说”，唯利是图，为力是从，一切全都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