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贝多芬，我的巴赫 -- 王力乐

快上初中的时候，老爸无数次地在饭桌上向我吹着同一个牛皮：“你爸当年参加物理竞赛，用微积分的方法做出了一道题，圆盘切割磁力线的电动势——我可是当年全贵州省唯一一个做出这道题的人！”每次说这话的时候，老爸眼里都实实在在地闪着一种光芒，那种只有在憧憬和梦想的时候才会放出的光芒；老妈则在一旁笑而不语，然后在某个与吃饭八竿子打不着的时间给我送点夜宵，顺便吹嘘她大学四年稳坐年级第一的历史，并埋汰我爸作为她同班同学的学渣表现，说，“要不是你老妈英语太烂，考研究生这事哪里轮得到你爸……你得好好学英语！”。

正如，同样的年纪时，老爸还总是会不厌其烦地给我重复着他上本科时听的音乐鉴赏课里头的东西，一遍遍地“命运在敲门”，一遍遍地“《惊愕》炸醒梦中人”——而他总把后一个故事附会到贝多芬头上，虽然海顿本人其实好像也没那么蔫儿坏。

上初中之后，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照例和老爸乘公交去河滨公园旁的市老干活动中心打乒乓球。那天出门有些晚，按着经验，恐怕球台已经被包完了；于是我跟他在公交上商量着，如果没有球台了，该怎么办——“那我们去青云路的图书市场买点碟子，你不是想听贝多芬么？”于是，那一晚之后，我便开始听“命运在敲门”了。

当时，我也正跟着杨文立老师学习作文之术。十二三岁，正值年少轻狂之发端，对于所有的正统——乃至与正统沾边的东西，都是一万个看不惯、一万个小儿科，恨不得把“批判的武器”对准全世界，砸碎一切之后，再来个“武器的批判”；故而，在杨老师的班上，除了认真学古文的词法句法，剩下的时间，大概都在当愤青，臧否时事、妄论国是，不从《丑陋的中国人》里头引两笔骂一骂国人劣根性，就觉得对不起良心；至于文笔优美、言辞考究之类，则好像根本没学到。每次写议论文，差不多都会得到一个“与年龄不符的老道”之类的评价，羞得我满脸通红；而每次要叙点儿什么事，写出来的东西则都如同大便干燥（如现在这篇），还没交上去就羞得满脸通红了。所幸，杨老师的作文课中，绝大部分时间根本不讲作文，而是讲些音乐欣赏、美术欣赏之类的东西。这种异端式的讲法，无疑会让求取华丽辞藻以获语文高分者退避，但留下来甘之若饴者，则万幸地补上了艺术教育这一课；而这样的一课，在国内欠发达地区，除非父母有极其良好的甚至直接相关的背景，恐怕是无望得到了。一次访问杨老师家里，闲聊间被问及，“对贝多芬很感兴趣吗？是不是想提高点儿写作的深度？”，答曰是，于是得到一本书，名曰《贝多芬之魂》。读过这本书的人，大约能够明白它对于一个十三岁的自以为思辨力举世无比的小愤青的杀伤力。自此以后，拜贝多芬为灵魂导师，被《海立根施塔特遗嘱》触动得神魂颠倒，被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震得大气不敢出一口，毋论那几部最著名的作品，更是幻想着精神的力量在其中升腾燃烧、冲破牢笼的场景。被这场景裹挟着一起冲出来的，是少年的叛逆和自以为是；父母为此没少受罪，“微积分解个破烂题目谁不会啊，不就是沿着圆盘径向积分吗”、“贵工这种烂大学的全系第一算个屁”、“《惊愕》是海顿写的不是贝多芬写的，你到底有没有上过那个课啊”之类，自是不少，更有一些完全难以理喻甚至想象的行为；记得老爸为此买了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来看，而这本书我自己则至今没有看过。

这样的一个少年，怎么指望他喜欢巴赫呢？似乎只有等他从愤青的跳台上走下来——必须是什么东西胁迫他走下来，否则他不会往水里跳的，硬是要往地上跳，摔个粉身碎骨给你看。本来，高中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许多人在这期间进行的阅读，成了他们一生修养的基础；而我却在搞竞赛，而且杀红了眼，除了 NOI，什么都参加，什么都要拿奖——虽然，那些知识的确让我受益至今，不过，与此同时，一小撮原先调皮捣蛋的同学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他们视野的宽度和思维的厚度，把我们这些只是追求成绩的人远远甩在后头了。于是，虽然我也许比不少人更早地进入了愤青阶段，可这一阶段竟然一直持续到 21 岁——现在看看，这可真是令人羞愧。在一个愤青眼里，巴赫的东西毫无感情和血肉、毫无激情和理想；这种把两个旋律错开几个小节就弄成两个声部的陈词滥调，竟然还有许多人宣扬，真是不可理解；顺带着，贝多芬的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也会让愤青产生疑惑：他晚年到底怎么了，投降了，跟世俗同流合污了？

这一切迫切需要一个转机，需要一个人把他拉下台阶，否则少年一定会粉身碎骨；所幸，我得到了一次出国开会的机会，在 2012 年 1 月。在波士顿被拒绝入住而在半夜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在地铁中被摇晃到晕车呕吐；求见一个个教授，几乎没有人想理会你，少数几个理会的在听说你的研究方向之后立即把你鄙视乃至奚落一通；自来水喝了拉肚子、银行工作人员毫无耐心、想在飞机落地后进驾驶舱拍照被训斥。经历这些之后，那个愤青开始慢慢明白，自己原先早已被洗脑而不自知反以为别人被洗脑，这个世界远远不像某些文字所描述得那样简单。同一次访问，在 Princeton 的一个师兄家里跟他讨论音乐；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伟大性”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却在巴赫上头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对他的最爱，Glenn Gould 演奏的巴赫——我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我没怎么听说过的鸟人装逼作秀，但那个钢琴水平远远高于我的师兄只说我图样图森破。

然而，只是拉一把，愤青是不会自己从台阶上下来的；把愤青按倒在地、迫使其乖乖就范的，必须是某些重大的挫折和打击：比如拿着一篇 top 期刊的论文和还看得过去的成绩，申请九所大学的研究生院，结果一个 offer 都没有；如此，他至少会知道，美国并不是一个少数人描述的“根本不讲人情和关系，你有能力就可以实现一切梦想”的地方；而这基本上就够了，因为他会借着这个思考许多许多的其他问题。于是，在那次去美国之后，仅仅过了三个多月，这个原来的愤青，就开始在波多黎各 Arecibo 天文台旁的酒馆里，跟另一个师兄和两个教授，谈起贝多芬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的精彩：“他跟世界斗了一辈子，就算他再伟大再高能，他也累了，他需要休息；而他无比孤独，他的休息，只能是他自己引导自己的结果，所以他需要，而不只是希望，写出这几部作品。”

这个时候，那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前愤青，正在发愁，下一步该怎么走；天天愁、周周愁，茶不思、饭不想。曾经无数次把自己燃烧得激情昂扬的贝多芬，这时则根本不敢听；而肖邦则用他自有的抑郁，把我一步步地变得更加消沉。有一天，我听到了电台里头在放巴赫的 BWV 1052。突然之间，我感觉受到了一种抚慰，颇有一点“这个不讲理的世界，似乎还是有一点儿讲理的东西”的感觉。于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就都活在了 1052 和 1055 的乐声中。在豆瓣电台上给 1052 和 1055 的红心，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巴赫的音乐，包括皮亚西拉演奏的 BWV 988；在气氛一直很庄重清华学堂里，第一次真正用心听到他演奏的那温润如水的第一变奏和第十二变奏，看着窗外的松树，前愤青的忧愁和彷徨竟然被屏蔽了好一阵子；可一想到自己毕业之后好像没有出路，就感觉那“温润如水”不过是温水煮青蛙。

被温水烹煮才能放松的焦虑的青蛙，终于在毕业滚蛋之前，拿到了去 Lawrence-Berkeley 国家实验室的宇宙学分部——他心目中的圣地之一——实习的机会。那里虽然有些拥挤，但网络大抵是非常快的、超级计算机资源大抵是充裕得过剩的（再次鄙视 Princeton 的网络和超级计算机，冯诺依曼要被他们气活过来了），于是我旁边的韩国博后戴着耳机却放着极大的音量在 YouTube 上单曲循环那首神烦的 Gangnam Style。为了屏蔽这个，我只得有样学样上 YouTube 找东西听——我自己没有积累什么巴赫的东西。无奈，皮亚西拉版的 BWV 988 竟然是零散的，完整的 988 只有 Glenn Gould。硬着头皮点开，准备边听边找“更好的版本”；结果，Aria 的头几个音符顿时让我无法合上嘴，自此决定拜倒在 Glenn Gould 石榴裙下（循高中某室友古例）。于是，GG+988 的组合，陪伴我写完了无数还算精致的代码，以及做出了一周之内完成从文献调研到论文初稿的“大力出奇迹”之类的事情，也才终于得到一个逆袭的机会。

逆袭的代价是身体，少年在进入梦寐以求的 Princeton 之后不久就病了。一路冲击的惯性，也让少年忘记了和别人交流，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少年下决心，买了一台电子钢琴，继续他十五年前放下的那个爱好。可是，少年连莫扎特的简易奏鸣曲都弹不出来了，怎么办呢？突然想起高中号称“钢琴王子”（他的钢琴确实非常厉害）的室友抱怨过巴赫二部创意曲不好听还得练，想想，要不找来试试看，反正不好听的东西大致不会太难。等把 772 磕磕绊绊弹下来，少年开始折服于对位的精致了。在准备学 773 之前，去网上找了教学视频；点开一听，顿时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当年听到 773 的时候，竟是一副如此不屑的样子。单是一只手的旋律线，就足以让一个绝望而焦躁的人宁静下来。所以，这个少年虽然现在病倒了，但仍然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这个音乐的一部分，而这些音乐能让他平静。

少年不会放弃贝多芬，他仍然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让第九交响曲——这首唯一能让他激动得落泪的乐曲——陪伴他度过一年的最后时刻。毕竟，即便再幼稚，一片赤子之心，仍然是支撑一个必然清贫和艰苦的科研生涯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失控的激情，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害的——除非你决定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所以，少年开始享受平淡，少年终于从根本上不再是愤青，甚至，不再是少年。

原来的那个少年，已经不再会写出大一时那些青涩而带着点自以为是的评头论足的音乐笔记，也不再想议论乃至批判些什么。他只想安静地记叙这些，向他的父母与他生命中帮助过他的人致谢和致敬，等待他一周后的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