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旗与包衣 -- 京华烟云AMIP

万历四十六年，同时也是天命三年，以及公元1618年，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而在此前两天，他刚刚发布了对明帝国的宣战书，即著名的《告天七大恨》。

明朝的抚顺城建于洪武十七年即公元1384年，得名于朱元璋“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语，它位于浑河岸边，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重要市场，虽然打着“马市”的名义，但其实各种商品都有。据考证，到努尔哈赤起兵时，这个“马市”已经前后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对于后金军来说，抚顺城的占领可以说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那里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明朝的抚顺城防司令李永芳就是辽东本地的铁岭人，与女真酋长们都是老相识。五年之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的时候，就和李永芳打过交道——明廷要双方罢兵，努尔哈赤不得不亲自前往抚顺进行解释，而当时负责接待他的，正是李永芳。

于是，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顺利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据说，献上这条木马计的，正是努尔哈赤的四儿子，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

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

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使之成为第一个汉人“额驸”即驸马，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抚顺的陷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努尔哈赤攻占的第一座明朝重镇。不仅如此，随同李永芳出降的，还有大批抚顺官绅，其中一人自称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十八世孙，他就是范文程。与范家一起归降的还有佟家，该家族后来被划入佟佳氏，后来无比显赫的“佟半朝”，便是由抚顺的佟养正、佟养性兄弟开始，该家族有说是汉化的女真人，亦有说是女真化的汉人，总之来源颇有争议。

清朝史料写道，接待李永芳等降人的，是后金一个名叫阿敦的官员，头衔为“固山额真”，李投降后则被封为“三等梅勒章京”——清人解释说，“梅勒章京”是“副将”的意思。可我们知道，清朝的副将虽然是从二品，但并非什么高官，那么身为明末第一叛将，李永芳才做到副将，是不是太亏了？其实，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所谓“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都是八旗的官衔，与明清官制并不存在严格的匹配关系。

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女真语意为“箭”，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女真语意为“段、节”，总指挥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 “固山”，意为“旗”， 长官称“固山额真”。努尔哈赤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即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地区，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其中后三个的旗帜镶红边，第一个的旗帜镶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读“整”音——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些人当然都是战士，杂役民夫等非战斗人员不包括在内。

努尔哈赤规定，各旗的首领“固山额真”，级别对应于明朝的总兵官，而明朝总兵是独据一方的军区司令，权力比清朝总兵大得多。固山额真的副职是梅勒额真（‘梅勒’满语意为‘副’），后来改称“梅勒章京”（‘章京’据说来自汉语的‘将军’），对应于明朝的副总兵即副将。清朝入关后，“固山额真”和“梅勒章京”确定了正式的汉语译名，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都统”和“副都统”。

那么，“三等梅勒章京”中的“三等”，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后金实行官爵合一制度，“梅勒章京”既是职务，同时也是爵位。清朝正式建立以后，做为职务的梅勒章京改称“副都统”，而做为爵位的梅勒章京则改称“阿思哈尼哈番”，汉语意为“男”爵。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换算，李永芳既是副都统，又是三等男爵，显然努尔哈赤并没有亏待这位孙女婿。

后金的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看上去位高权重，但其实，他们仅仅是各旗的执政官，除了向汗王这个共主负责外，各自还有上级——努尔哈赤任命自己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掌各旗，由于这些王子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固山贝勒”，即“掌旗贝勒”或“旗主贝勒”，地位自然在固山额真之上。李永芳投降时，接待他的阿敦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而该旗的旗主贝勒，就是努尔哈赤本人。

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旗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顺治的孙子雍正进一步强化皇权，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把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之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旗主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至此，不仅旗主只剩下一个空壳头衔，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武臣们的高级军衔。

《动物庄园》里的猪说过：“所有动物生来平等，只不过，一些动物比另一些更平等。”八旗中人自然也不会一视同仁，按照地位高低，大体有外八旗，包衣或称“内八旗”，以及旗下家奴之分。

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正身旗人”或“旗份佐领”阶层，成分既包括皇族、豪门，也有普通的官员和百姓，做为骨干成员的他们是整个八旗制度的中坚力量和统治阶级，也是后金及清早期八旗军力的主要源泉。外八旗中的皇族是八旗的统治者，而普通外八旗人虽然与旗主有君臣之分，并要承担旗主的差役，但他们并不是旗主的奴隶，旗主对他们也没有人身处置权。

包衣俗称“内八旗”，为满语“包衣阿哈”即“家奴”的简称，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从职业看，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从来源看，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各族人口及战俘。包衣尽管出身不高，但其奴仆身份却仅相对皇帝和旗主而言，此外由于和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他们经常能做到很高的官职，清朝时许多包衣出将入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书、总督数不胜数，甚至有一些被贬的宗室和觉罗也是包衣成员。

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为外八旗，汉军八旗为内八旗”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尽管汉军旗要迟至皇太极时期才建立，但旗人亦分自由人和包衣，前者与满蒙“旗份佐领”同属外八旗。包衣们也有自己的旗籍即户口，但与外八旗的自由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清朝时，八旗共有48种旗籍，每旗6种，即满洲籍、蒙古籍、汉军籍三种外八旗，以及包衣满洲籍、包衣蒙古籍和包衣汉军籍三种内八旗。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奴隶，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主家对其可以任意处置买卖，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满洲家庭的私人奴隶，被圈地卖身的汉人农民，战争掠夺以及买卖的人口，以及被抄没的罪犯家属。入关之前，虽然身份有着显著的差异，不过他们与包衣在名称上并没有明显区分，都泛称为“包衣”，顺治末年为了加强管理，才正式划分为一个阶级。

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为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是良民，隶属于八旗和汗王，可认为是国家奴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普通外八旗人更受皇室信任，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因而对八旗有着较强的认同感，许多汉人包衣在清朝灭亡后自发地选择了满族。而后者隶属于自己的主子，是私人奴隶，被归入贱民的他们备受歧视，对八旗的认同感很差，清亡之后多加入了汉族。甚至在法律上，包衣和旗下家奴的地位也有着巨大差异，比如汉人杀死包衣要加重治罪，而杀死旗下家奴则可减刑一等。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