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商君】说秦国（八）南门徙木（下） -- 履虎尾

【话商君】说秦国（八）南门徙木（下）

韩非子在《说难篇》中如此言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继续发挥道：“对那些追求高名的君主，若是用厚利去游说，就会显得进说者节操低下，为人卑贱，必然被漠视和疏远。对那些追求厚利的君主，你若用崇高声誉去打动，就显得没有心计又脱离实际，也必定不被接受。还有一些君主，在实际上追求厚利，但却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追求美名的样子，仔细了，你如果用美名向他进说，人家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你；你若用厚利向他进说，他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却公开的表明，坚决不接受你的意见和主张。总而言之，在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之前，是不能冒冒失失的轻易开口的。”

韩非子的这两段话，简直就是对商君与秦孝公君臣际遇的概括总结。商鞅得知秦孝公求贤，于是西奔秦国，投到孝公的嬖臣景监门下，由景监推荐，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交谈，商鞅“说公以帝道”，孝公对此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梦周公了。第二次商鞅“说公以王道”，第三次更进一步“说公以霸道”。商鞅发现，秦孝公虽然还是不太爱听，但兴趣却貌似已经被培养被产生出来了。经过这样的三次试探，商鞅终于弄明白了秦孝公的本意，那就是，不顾及虚名，一心只求厚利。于是，商鞅乃“以强国之术”进言。商鞅的第四次进说，句句话说在秦孝公的心坎上，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关于商鞅的人品，太史公有句结论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实，秦孝公以及之前之后的历代秦国君主，也几乎个个如此。商鞅通过四次进说，终于弄明白了秦孝公的真实心意，这才敢于献上新法，才敢于南门徙木。

商鞅刻薄寡恩，唯利是图，一意孤行，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意见。换做今天的语言，就是地地道道的“真小人”。南门徙木之后，商君初颁新法，秦国百姓不理解，不赞成，不支持，前来都城表示反对者“以千数”，特别是储君太子，也持反对意见。商君言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然而，太子是将来的君主，怎么办呢？商鞅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至于其他的反对者，一经发现查实，统统法办。南门徙木是诱之以利，法办反对者是示之以威，如此一来，无人再敢开口。待到十年之后，新法大见成效。起初那些认为“令不便”的，都真心实意地后悔了，其中的一些不识趣的竟然来见商鞅，诉说自己深感“今是而昨非”，献媚以取宠。商君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将这些马屁精统统发配到边陲之地。以后，秦国百姓再也不敢议论国家政令了。

战国时期的法家有个特点，这就是表里如一，不讲“仁义道德”，但也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张。一般人藏在肚里，难以启齿的肮脏想法，不可告人的“花花肠子”，法家都可以大庭广众之中，冠冕堂皇地说将出来。套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真小人”。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据说是老人家亲口讲的，曰：“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老人家的这个判断，用在战国时期法家人物身上，也完全合适。人都是自私的，所谓“讲道理”，就是坚持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当顾及对方的利益和感受，以此来获得皆大欢喜的共赢局面。如果一切都从己方立场出发，不把对方当回事，说的委婉就是“双重标准”，而实话实说就是“不讲理”。商鞅则正是这样一位“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的人。商鞅的一生，只讲过一次理，那就是当客栈主人向其索要“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介绍信”等等能够确认其身份的证件的时候。此时的商君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施展双重标准，只好偶尔讲道理一次：“既然有商君之法在前，俺不在贵处留宿便是。”

与商鞅同时的吴起，是一位比商鞅更不讲理的人物。吴起“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只顾利益，不管道德仁义。然而，当君主赞叹河山壮丽时，吴起居然冒出一句“在德不在险”，你不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吗？典型的双重标准啊！当士兵生病时，吴起居然“吮其疽”。年轻的士兵不知道江湖险恶，人心叵测，而士兵的母亲却懂得，吴起的爱惜士卒，同骑手爱惜骏马，猎手爱惜苍鹰黄犬是一个道理。吴起是比商鞅更不讲理的角色，就是在“被逼的不得已了”的时候，吴起照样不讲理。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吴起的新法，也是完全依仗着楚王的权威，依仗着严刑酷法推行的，根本不讲道理。一旦楚悼王驾崩，被新法剥夺权利的宗室大臣，群起而攻吴起。直到死到临头，吴起依旧不讲道理。吴起逃入王宫，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战国中期是各国变法时期，主持变法的除了商鞅吴起之外，还有李悝、申不害等人。李悝申不害的变法事迹史载不详，而吴起，却是比商鞅更厉害也更不讲道理的人物。然而，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效果，明显不如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这似乎说明，变法成功与否，不完全决定于变法执行人的个人能力，而是最终决定于变法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