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月争辉——说说达赖与班禅【完】 -- 京华烟云AMIP

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清朝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向皇帝提交了一个有关西藏黄教发展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当时，达赖系统有3150座寺庙，班禅系统拥有327座；达赖系统有302560名僧侣，班禅系统有13670名；达赖系统有121438户农奴，班禅系统则有6752户。

从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无论达赖还是班禅，他们的一户农奴平均都要养两名以上的僧人，而当时西藏一共不过百万人，因而即使算上自由民，平均每三个藏人中也有一个是黄教僧侣，如果再加上其他教派，僧侣的比例无疑更高。鉴于黄教戒律森严——尽管具体执行起来仍有诸多问题——僧尼严禁嫁娶，当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几乎不再繁衍的时候，西藏的人口数量始终停滞不前，也就是一个可以想像的事实了。

此外我们更能看出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势力的对比：寺院方面，两者的比例接近10：1；农奴方面，两者的比例提升到了18：1；而在最为重要的指标——僧侣方面，两者比例竟然高达22：1！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两个势力对等的集团，达赖的力量无可置疑地远远强于班禅。

如此情形不由让人感慨万千，因为仅仅十年前的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五世达赖和他的师父四世班禅都在世），据统计黄教僧侣当时一共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其中约两万六千人属于达赖系统，九千人属于班禅系统，双方数量对比还不到三比一，虽称不上势均力敌，但起码是有资格掰掰手腕的分庭抗礼。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感叹，四世班禅果真是难得的牛人，在他那位无比强势的学生眼皮底下，老活佛仍为班禅系统拿下了将近26％的份额。

短短十年间，黄教整体增长高达900％，而其中班禅系统却只涨了50％，其余的增长都是达赖系统贡献的。即，达赖系统的僧侣份额由74％提升到超过95％，而班禅系统则由26％下降为不到5％。很显然，如果统计无误的话（事实上，鉴于该统计是由达赖喇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并上报的，出于可以想像的原因，达赖方面甚至很可能隐瞒了己方的部分力量），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份报告产生时，七十岁的五世班禅喇嘛已是风烛残年，进入了其生命中最后的五个年头。做为一个僧侣和佛学家，这位老人不仅合格而且成绩十分优秀，但做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表现却离及格线很远很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班禅系统的发展之所以大大落后于达赖，从内部原因来说，其根子就出在五世班禅身上。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尽管四世班禅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个人性格来看，也许是早年达赖系统的压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五世班禅凡事忍让很少出头。废黜仓央嘉措后，拉藏汗本想让自己的师父代替达赖，因而处处刻意凸显抬高班禅的地位，但班禅对此却模棱两可，重大事项从来不主动表态，对弟子过于丰厚的赠予也婉言谢绝，搞得拉藏汗很无奈。班禅做的几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也都是被动而为，比如他应拉藏汗请求，收了后者新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为徒并为其合法性向清廷背书，这些举动无疑大大损害了班禅在黄教僧俗中的形像。期间，尽管获得了清廷正式册封的“班禅额尔德尼”尊号，不过班禅的声望并没有多少提高，反而可能有所下降。清廷在册封圣旨中也丝毫没有赞扬这位活佛有多么高的能力，只是说他“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一个刻苦用功甚至有些食古不化的老学究的鲜活形像仿佛跃然纸上。

利用西藏民间对拉藏汗的不满，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策凌敦多布（即大策零）奇袭拉萨成功，内外交困的拉藏汗兵败被杀，立国四分之三世纪的和硕特汗国灭亡。凑巧的是，大策零当年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也是班禅的徒弟，对他相当尊敬，准噶尔人将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对扎什伦布寺却秋毫无犯，大策零甚至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给师父。

为了驱逐准噶尔人，清朝组织了第一次远征军进藏讨伐，却在公元1718年被大策零于哈喇乌苏（位于今天西藏那曲）全歼，除四百人被俘外几乎死亡。得知消息，五世班禅紧急向大策零派出使者，要求徒弟刀下留人，终于保住了俘虏们的性命，后来在班禅的争取下，绝大部分人被释放——西藏史书写道：“为了班禅活佛长寿，（准噶尔人）最终放他们各自回家。”对此，清廷显然不无感激。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比如拉藏汗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就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免于一死，仅仅被准噶尔人囚禁起来。尽管这样，与占领军合作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班禅方面最多也只能用“曲线救国”之类的托辞来解释。

尤为不巧的是，五世班禅竟然与后人公认史上最有做为的三位达赖喇嘛中的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中的一位前面已多次提过，四世班禅的学生同时又是五世班禅的老师、被藏人尊称为“伟大的五世”的罗桑嘉措，而另一位则是五世班禅的学生、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仓央嘉措死后，藏地僧侣宣称在今天四川的理塘找到了这位不幸达赖的转世灵童，他就是后来的噶桑嘉措。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这孩子才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自立的那个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离开家乡到处东躲西藏。来到青海后，他们立即被不满拉藏汗的青海和硕特王公们奉为上宾，后者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上奏康熙要求纠正。皇帝随即写信向班禅征求意见，五世班禅的答复是，拉藏汗立的是正品，噶桑嘉措是赝品。但这个结论显然无法服众。青海王公们宣称要对西藏发动圣战以护送真达赖回拉萨，最后在支持拉藏汗的清廷武力干涉下，才不得不偃旗息鼓。

不过，康熙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清军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大策零在偷袭拉萨的同时，派出一小支军队秘密潜入青海，试图抢夺达赖灵童，但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准噶尔突击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这场阴谋最终破产。

康熙终于下了决心，要将藏人心目中的教皇——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驻扎西宁的清军总司令十四阿哥、大将军王胤祯随即代表皇帝，宣布承认噶桑嘉措的合法地位。噶桑嘉措也马上向藏区发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要求各地全力配合清军行动，并号召蒙藏各部族的黄教信徒们，立即发动针对准噶尔侵略军的全面圣战。

在各地藏人的大力支持下，清朝远征军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夏解放拉萨，赶走了大策零。同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七世达赖喇嘛一行终于抵达拉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相当于继位）典礼，让外人看上去颇有些急不可耐。至此，自仓央嘉措于公元1705年被废黜，经过十五年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达赖喇嘛登上了西藏最高宝座。

为了找出一尊众人认可的大神来为根基尚浅的新达赖保驾护航，清军主导下的西藏临时政府上奏皇帝，请来了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喇嘛。据说大策零之前曾动过把班禅劫持到准噶尔另立黄教中心的年头，因此屡次请自己的师父来拉萨，其实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控制。可这位老活佛虽然老实但却不傻，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反正死活就是不去，大策零不便撕破脸皮用强，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

不久之后，五世班禅奉圣旨来到拉萨，西藏临时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将班禅“迎至布达拉宫，最先与达赖喇嘛相会于日光殿”。西藏史书说两尊佛爷相见甚欢，不过因为此前五世班禅一直拒绝承认噶桑嘉措的灵童地位，双方真正尽释前嫌的难度似乎不小。按照皇帝颁布的上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从此正式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上师。

在这场师徒会上，五十八岁的老班禅为十三岁的小达赖授了沙弥戒，也就是说，尴尬的老活佛不得不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强打起精神，第三次为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授戒——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达赖而非七世达赖，这就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与仓央嘉措无关。

随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七世达赖喇嘛并没有政治权力——清朝册封的藏王（头衔为‘首席噶伦’和‘贝子’）康济鼐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与另几位噶伦共同执政，达赖则被做为名誉上的最高领袖供了起来，他的父亲也被皇帝封为公爵。不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达赖之父却不甘心仅有虚名，他到处拉帮结派，通过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力频繁干预西藏政治。

六年后的公元1727年，藏王康济鼐终于被嫉恨的噶伦同僚们谋杀，七世达赖渴望权势的父亲也参与了此事，甚至成为主谋之一。康济鼐的盟友、另一位噶伦颇罗鼐起兵讨伐谋杀者，西藏内乱再起，史称“卫藏之战”。一年后的公元1728年，颇罗鼐武力攻占拉萨取得内战胜利，一向对皇帝恭顺有加的他得到了入藏平乱的清军大员们支持，不久被清廷册封为新的藏王（头衔先是贝子，继而晋升贝勒，后来又晋封为郡王）。

鉴于达赖喇嘛家族在这场动乱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雍正皇帝下旨将十九岁的噶桑嘉措和其父亲移居汉藏交界地区，先是到了他们的老家理塘，后来又迁至今天甘孜州道孚县的惠远寺。清廷公开的理由是要保护他们爷俩，因为据说准噶尔人打算再次侵藏，但其实此举也不无隔离和监视的意思，避免这家子人再给新藏王添乱。一直到八年以后，父子二人方才获准返回拉萨，但达赖之父遭到清帝严厉训斥，严令永远不得干政，此后，历代达赖喇嘛家族成员不得参政遂成惯例。

期间，雍正皇帝曾一度做出一个很可能影响西藏未来历史轨迹的重大决定——他打算把西藏彻底分治，从扎什伦布寺以西的全部地方，包括今天的日喀则地区大部和阿里地区高达四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区域，全部划归班禅，达赖掌管拉萨、山南、林芝和那曲，而昌都及以东地方则在清军监视下由地方土司和活佛们自治。

这个方案如果实施，那么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班禅系统将彻底获得与达赖喇嘛对等的地位。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信心满满的清朝大臣来藏宣读圣旨后，面对这千载难得的机遇，五世班禅竟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尽管对方软硬兼施，甚至以“这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您可别违背圣意”来威胁，可老活佛油盐不进，死活就是不干。最后，面对没法向皇帝交差的大臣们再三恳求，班禅终于勉强答应接受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相当于县），其余绝大部分领地则坚决婉拒。

其实在那之前，岳钟琪等将领率军进藏平定了噶伦们的内乱后，就曾向朝廷建议，鉴于达赖喇嘛的家人惹事生非是个祸根，不如把达赖一家迁出西藏，然后让班禅转驻拉萨，以后黄教便由班禅主持。但是，雍正对建议的前一部分予以采纳，不久便将达赖转移至四川康区，而对建议的后一部分，这位深谙人心的中年皇帝却批示道，当年达赖喇嘛的宝座实际上空了好多年，如果班禅想取而代之的话他早就坐上去了，何必等到现在，此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很显然，雍正对五世班禅与世无争的性格颇为了解，也不想强人所难，后来当他得知班禅拒绝接受封赐的领地，想必也在其意料之中，因而也没有追究老活佛的抗旨之罪。

从此，班禅系统的基本地盘便仅限于扎什伦布寺所在的日喀则以及那三个宗，另外还有先前固始汗、拉藏汗以及大策零等人赠予的五个相当于宗的大型庄园、六十八个中等庄园以及二十六处牧场，还不到达赖系统属地的十分之一，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尽管七世达赖返回拉萨后仍被藏王颇罗鼐做为宗教象征高高供起，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颇罗鼐也仿效固始汗等人，实行亲班禅远达赖的宗教政策，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班禅系统其实已无法与达赖抗衡。

五世班禅死于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享寿七十五，尽管比不上他的前世，但仍属高寿。其弟子七世达赖又经历了颇罗鼐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父子两代藏王，直到他四十三岁时，骄横跋扈的珠尔墨特因图谋反叛被两位驻藏大臣突然设计诱杀，二大臣随即又被藏王党羽所杀，西藏再次处在剧烈动荡的危险边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危机存亡之秋，一向不太过问政务的七世达赖出乎人们意料地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迅速稳定了政局，一举逮捕了谋反作乱的藏王追随者，并为当初那些受到珠尔墨特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平反昭雪。

这时早已是乾隆皇帝当政，他刚刚获悉西藏之乱，可尚未来得及再次派军出征，达赖喇嘛平定内乱的报告就已呈到御前，让他惊喜不已。于是，皇帝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既然朝廷所委任的这些世俗统治者其实并不都那么可靠，那何不真正尝试一下把西藏的政权交给僧侣掌握，毕竟后者是出家人，也许不会太贪恋权势，而且黄教僧侣不许娶妻生子，也就无法把权力传承给家族血亲，世袭导致的危险也小得多。

就这样，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皇帝正式将西藏的政教大权授予年已四十四岁的噶桑嘉措。也许是饱尝了世事艰辛，七世达赖当政后为人处事极为谦逊低调，史载他办事公正并总能为别人着想，作风非常亲民，贵为神王仍像学僧那样认真聆听普通僧侣辩经，生活也相当俭朴，连衣服鞋子都是旧得实在没法再穿才换新的。

在噶桑嘉措执政期间，影响了西藏此后两个世纪的驻藏大臣制度和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名称，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行政首脑则为数名噶伦）政权体系正式确立，乾隆皇帝与七世达赖喇嘛确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也正式成为此后处理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廷再次修改了《藏内善后章程》，开头便说“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试图再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达赖与班禅的对等地位，人为拔高班禅，但事实上，班禅与达赖的实力差距却越拉越大。

尽管此后仍有班禅额尔徳尼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皇帝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凌驾于达赖喇嘛之上，可是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四世班禅的荣光早已一去不返，一直到清朝灭亡，班禅系统始终被达赖系统牢牢压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