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随想录（三） -- ccceee

1.西方民主制度之成熟和相对完善，并非凭空而来，是经过两百多年不断修正和调整，并且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中世纪宗教神权之黑暗，专制王权之跋扈残酷，导致深受双重压迫的民众层出不穷的反抗和有识之士结合现实对基督教原始教义的重新思索和注释。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适时而生，工商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也迫切需求宗教提供理论支持进而维护并扩展其利益。新教商业伦理派生出来的社会契约论，直接动摇并最终摧毁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度。法国大革命就在这种大气候下不可避免地出笼了。

2.后辈学者对大革命之血腥和混乱从各个角度给出了诸多剖析，但只有托克维尔注意到了产生革命的社会生产力背景不太符合常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3.“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1856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4.法国大革命一百多年后，房龙出版了《宽容》，是西方对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了现代社会）及之前整个西方社会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反思和总结。显然，这类反思和总结更多的应该由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所铭记，毕竟，底层人民一旦明确自身的阶级属性并被迫反抗后所爆发的巨大能量，非一般社会代价所能承受。

5.理性与宽容，是文明和野蛮的主要区别，也是现代成熟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标志。

6..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更迭，都比法国大革命血腥残酷得多，很多人以法国大革命为范本说明民主并非万能灵药，也会导致混乱流血，然而却忽视了中国每个专制王朝的变更，在国亡的背后，几乎都以亡天下为代价，比法国大革命惨烈得多。表面上儒家倡导以人为本君轻民重，但百代以来“阳儒阴法”都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核心。专制的组织基础是等级制度。与西方宗教对世俗社会所产生的关键性影响不同，东方式的等级制度使阶级的划分清晰明了，从而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具明确指向性。

7.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主义思想，是两分法中的优秀部分，使得每每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候，总有头脑清醒家国危机意识深重的精英甘愿舍身投入王朝或国家的秩序重建，从而使得民族历五千年而生生不息。

8.精英们面临底层革命的时候，即使再雄才大略，在形势面前，都只是沧海一粟。只有在阶层与阶层的妥协团结或斗争的大环境下才能顺势而为，且并不见得能起相应作用。李岩就阻止不了李自成和刘宗敏，马拉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罗伯斯庇尔走向血腥的民粹主义。

9.“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了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10.毛泽东之所以也为世所罕见，并不仅仅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利益立场，也不仅仅因为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还在于他对历史趋势和社会演变微妙之处的准确把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文斗，不要武斗”，避免了民粹主义的极端危害（文革中“联动”，“西纠”的暴行与此主张背道而驰），但同时，“镇反”，“反右”，“四清”，“社教”，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又确保了社会主义航向不会偏差。早期希望借助党外派别和知识分子的力量给苏联化官僚主义“洗洗澡”的想法在遭受顽强抵抗并逐渐失控后，毛在来日不多的晚年，最终以自己的历史地位作赌注，悍然发动了“文革”。——这一切，只为了避开“亡天下”的中国王朝兴衰周期率，只为了三千万烈士心目中的美好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