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论国家的本末，历史与现实 -- 烤糊的卷子

因为提到民族问题，所以我先说我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是历史形成的、由来有自的客观事实。任何危害汉族主体民族地位的行为、政策、言论，都是反动的。但我不觉得任何少数民族负有原罪，或者汉族的行为、政策、言论因其民族属性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士绅确实就是“中华文脉”的“保护者”，或者说传承者，这毫无可疑。不仅在明清如此，在今天都如此。河里在国内或国外拿过一个或几个硕士或博士文凭的人应该不少，但是对“中华文脉”掌握程度能达到旧社会的秀才水平的，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什么样的家庭能支持其成员代代学习“中华文脉”的知识，什么样的人能靠“中华文脉”的知识谋生，这答案不是呼之欲出的吗？

士绅并不依附于政权，他们和政权在勾结之外还有对抗，从政权掌握者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对抗要多一些。他们对抗政权的武器，正是“中华文脉”，或者说，被包装为中华文脉的行政权和话语权。官僚阶级实际是可以分为官和吏的，或者用美国名词粗略替代一下，政治家和公务员。官和吏所需要的是不同的才能，事实证明，官需要的大局能力并不一定只有靠做官锻炼，很多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培养出合格甚至优秀的官来。吏则需要特别的专业能力来处理很多具体问题，合格的吏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是可以立刻胜任的。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官和吏的区分不那么大，吏是当官的途径之一，官也需要一定吏的才能。士绅正是靠对这个知识的垄断来把持国家行政系统。

但清朝恰恰是官吏泾渭分明的一朝，吏地位极低，很多读书人不肯为吏，然而实权极大，地方主官上任最重要的事就是延揽师爷。结果是尽管清朝各种胥吏往往形成地方或家族垄断，但清朝成为了中国历代里最不依赖士绅的一朝。士绅在文字狱中的角色不是研究空白，以解放前的文盲率来看，“文字”狱和广大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识字的基本就是士绅，很明显，他们是文字狱打击的对象，

系统的文字狱始于明朝，朱元璋曾经下过这么一道命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以“不为君用”的原因就可以杀头抄家。实际操作中当然不可能杀光所有“不为君用”的读书人，但朱元璋多次以语含讥刺为由兴起文字狱，理由最荒谬者有吉祥话谐音不祥，或者有“光”“僧”等字样或谐音提及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不光彩历史，清朝的文字狱也不过如此。

做这个对比，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文字狱并非满人所创，其性质也不会因为实施者的民族不同而产生改变。文字狱自然有负面作用，但朱元璋、康雍乾们还不至于敏感到看到“法坤藻饰”“清风明月”就大发雷霆——他们没有如此愚蠢，也没那个时间来寻章摘句咬文嚼字。这样做的理由，是保持皇权对士绅阶级的威慑和控制，这么作是好是坏，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我觉得是好的。

“文化大毁灭”这个词倾向性太明显了，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也常常被类似描述，实际我也说不出文革批判“毒草”和明清禁毁图书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两起事件都改变——但不是，至少不一定是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对此不满并希望以此获得政治利益的显然是同一批人。您居然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很好奇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