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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感（辻政信）

辻政信（1902-1961？）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在二战时只能算一个小人物（最高不过是一个大佐），战后倒颇有名气，可以看成是某一类人的代表。从他经历中可以看到日本是怎样走上那一条不归路，以及战后日本政坛无比荒唐。

他一直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当众轻蔑地攻击山本五十六而造成日本海军对他厌恶至极。就是因为他的军国主义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就是对外越强硬越好，越好战越正确），有好多人欣赏，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堂堂山本是内阁大臣，海军第一人，尽管讨厌他，却把他无可奈何。战后成为政治人物，仍然如此，似乎与他有接触的人，不是极不喜欢，就是赞赏有加。

辻政信家境贫寒，吃了不少苦，靠着异常顽强的努力，人又肯定不笨，经常以第一名毕业，最后从日本最高陆军学府陆大毕业，这一次不是第一，而是第三。日本是很讲这个的，这为他将来奠定了基础。一个勤奋，上进，又有意志力的青年，要是在今天的美国，一定到IT行业或者华尔街去大展宏图去了，但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却走上了狂妄的军国主义的道路，无比坚定的走到了黑。

从陆大毕业第一站就是中国，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他的长官和同僚大多战死，他运气好，由于负伤获得功五级金鵄勋章并返日。他以后的一段经历让人眼花缭乱，但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就是犯上作乱，而总是幸运的逃脱惩罚。

那一段时间日本的政局异常混乱，总的说来就是中高级军官，特别是像辻政信这样的中级军官很多是极为激进的军国主义，急于用武力称霸世界，反而最上层的将领比较现实，知道日本的实力有限而相对保守得多。

那些像辻政信的年轻军官从小受到的就是军国主义的教育，相信大和民族是最优秀而战无不胜，再说军队不打仗，他们怎么能够升迁。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是不怕死的，当然别人的性命就不算什么。最高级的统帅则都是老家伙，阅历视野都会开阔得多，没有了那种年轻人的理想热情，就能看到日本的短板。

结果就是双方发生了冲突，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当然失败，头面人物为了理想而立即献身，不过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被自己的政府处死。辻政信当然是积极参与，但恐怕是级别太低，轮不到他。奇怪就在于他不但不受影响，反而被日渐重视。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并不是最高统帅的抉择，而是那些激进的军官胆大妄为，自己弄成了定局，高层统帅不得不跟进。看到辻政信的那一段经历，的确是有些道理。如果一旦那种军国主义（或者极端的爱国主义）成了气候，不弄得国家破碎，血流成河是刹不住车的。

辻政信真正走进历史是在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又称哈拉哈河战役），日苏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但却是在中国（满洲）和蒙古边境打的，最后以苏军获胜而告终。

大致的背景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打得十分顺手，比较狂妄，在中国北方就不可避免地和苏联发生了冲突。诺门坎那地方离苏联的铁路比较远，日军（辻政信是主要参谋人员，而且经常越级指挥）认为苏联人不可能有能力在那里大规模作战，于是就出动精锐的关东军（后来关东军大量被弄到南太平洋去了而实力下降）想捡一个便宜。但是，这一回他们面对的却是那个时代最老辣的政治人物斯大林。

要说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德国有什么幻想是不对的，他知道自己迟早恐怕与德国会有一战，欧洲大陆容不下两个霸主。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于是就对朱可夫下了一个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日本人打痛，打怕。朱可夫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就动用了大量的汽车来进行后勤保障。这是一场真正现代化的战争，对后勤要求极高。双方动用了大量飞机，坦克，火炮，特别是苏联人的大规模火炮把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可以看成是后来苏军战术的一次演练，特别是朱可夫在这一战中成名，后来成为苏军对德作战的主要将领。实际上如果不是斯大林把图哈切夫斯基那些非常厉害的苏军将领都杀了一个精光，朱可夫就没有以后的辉煌，苏军后来也不至于打得那么艰苦。

根据《维基百科》，苏军其实伤亡也十分惨重，考虑到日军准备不足，装备和苏军相差不小，日本人的确是挺难打的。日军过去没有被别人这样痛宰过，心理上就有些难以承受。

到最后日本人决定是北进（对苏联开战）还是南进（对美国开战）的时候，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战役起了作用，让日本人错误地认为美国人要好对付一些。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人物，如果日本决定北进的话，整个二战历史将会重写，苏联能不能扛得住，美国会不会参战，就谁也不知道了，但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当然，当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的时候，斯大林的确有些准备不足。恐怕是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极为现实而冷血的家伙，以为希特勒不会两线作战，那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应该极力避免的。但是，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他相信有理想的日耳曼民族是不会失败的，管他是几线作战，完全不照理出牌。

照理说辻政信对日军的惨败要付很大的责任，他的老板要是斯大林就多半会被蒙上眼睛，给一支烟打发掉了。但日本人不会，因为他政治上正确，结果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害人，特别是害他的上司。

他“以大本营参谋指导作战的名义去本间雅晴中将的第14军，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虏命令。这是战后盟军把他（本间雅晴）列为战争罪犯通缉主要原因。”

“中途岛海战之后，参谋本部派作战班长辻政信去菲律宾达沃的第17军司令部研究进攻新几内亚岛莫尔兹比港的方案，7月15日辻政信到达后指示第17军“海陆并用，立即进攻莫尔兹比港，这是‘大命’(以天皇名义的命令)”，7月18日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下达作战命令，先期登陆的堀井富太郎少将指挥的南海支队开始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进攻莫尔兹比港的作战行动，最后因瓜岛战事优先，无食无衣，弹药缺乏而撤退。直到7月25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向17军询问调查结果才知道辻政信擅自改变作战命令，”

“1943年8月晋升陆军大佐，8月14日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兵站和政要课）课长。11月24日，以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母的仪式。后人认为，这件事大概是战后蒋介石收留辻政信的原因。”

“1944年7月辻政信调到驻缅甸戰線的本多政才中将的第33军任作戰参谋。在緬甸曾参与拉孟与腾越作战。辻政信以個人名義對水上源藏少將發出死守密支那命令，水上指揮步兵第114联队在密支那與中美聯軍展開死戰直到1944年8月3日被攻陷為止。水上獨自將死守命令壓下，下令殘存的守軍突圍撤退，水上本人則在部下全部撤退後舉槍自盡。水上的副官回到軍團司令部準備報告戰況時，辻政信一邊大罵「不是叫你們死守嗎？為什麼你們還有臉回來！」一邊痛毆他，最後是在旁的其他師團長看不下去而制止。”

“日军投降后，辻政信为了躲避英军的搜捕，由军统机关安排，辗转经河内、重庆于1946年7月1日到南京，被安排在国防部第二厅“第三研究室”办公。辻政信于1948年5月26日回到日本以后，四处躲藏，直到1950年1月1日占领军总部宣布战犯搜索结束以后，辻政信才敢公开露面。”

战后对战犯追究，欧洲比亚洲要积极得多，由于美国并不能说了算，各个盟国，特别是苏联，像斯大林肯定不是一个想宽恕的人。而在亚洲，中国缺乏力量，并且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战上，美国由于冷战的到来，急于把日本稳定下来，作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就放过了像大批像辻政信这样人。

其实日本的有些行为要严重得多，除了对犹太人（后来以色列一直在单独追究），德国并没有有计划屠杀平民，参与这些屠杀都是党卫军，正规部队极少。而日本没有党卫队，所有的屠杀行为都是正规军干的，或者说，日军都是臭名昭著的党卫军。

日军在新加坡对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中国则是南京。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軍中，被俘美军有四万人死亡（超过一半），而且“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發現西方囚犯的死亡率高達27.1%，其中美國戰俘甚至有37％的死亡率，這個比例甚至比美軍遭到德國和意大利俘虜者的死亡率還多出7倍。”

今天很多人认为日本对战争罪行认识不足，这一点美国和中国都有责任，谁让中国人热衷于打内战。不但是在南京被屠杀的平民，那些美国战俘也同样是冤魂。辻政信这样一个双手沾满战俘和平民鲜血的战犯在德国估计很难逃脱，而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后来竟然能当选议员，成为冠冕堂皇的政治家。

对日本战犯缺乏追究，麦克阿瑟要付主要责任。二战一结束，美苏的蜜月迅速结束，陷入冷战。美国外交的重点是欧洲，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和苏联冲突上。麦克阿瑟由于巨大的声望，在日本就是一个太上皇，重要抉择都是他做出的，所谓政策说到底是由人制定的。

尽管麦克阿瑟在中国人中间有很多粉丝，但我还是要说此人在政治上不过是个半吊子。他后来指挥朝鲜战争，打得并不顺手，于是违背总统的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决定，命令美军飞机进入中国，并且公开和总统唱反调，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总统是三军统帅，任何军人都必须服从，不得在公开场合表达不同的看法，这是美国法律确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军人只是执行命令，不是制定政策。在这里他的狂妄和辻政信有得一比。

但美国不是日本，尽管他的地位和声望都远远不是辻政信能比的，但总统还是愤而将他解职，顾不上大战时换将是兵中大忌。他回国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发表那一篇著名的讲演，叫做“老兵不死”。估计那些追捧让他昏了头，于是出马竞选总统，当然大败，美国政治不是他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玩的，再然后就被人遗忘。老兵的确可以不死，但却可以过季。

与他齐名的欧洲战场的统帅是艾森豪威尔，此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他是退役后进入政界，美国军人不能竞选）。这人就是老练的政治高手，出言非常谨慎。在美国口出狂言是一大忌，不知多少政客在这上面栽了跟头。说一说虽然很过瘾，但意思是把美国拖入一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甚至会冒和苏联核战争的风险，却是一种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表现。

像麦克阿瑟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职业军人，在那种国际环境下立场极右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和日本的极右势力有所共鸣毫不奇怪。当然，这不过是我同意某些人的观点。

在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马竞选众议员说了一段话：“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不管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根据，其实没有多少意思。美国兵也许不如日本人不怕死，但是他们有原子弹。现在的战争恐怕根本就难得面对面的厮杀了，勇敢这个东西得重新定义了，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是胜利者，况且现在战争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我以为辻政信说这话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日本的右翼政客总是宣扬中国威胁论，自然要把中国人说得能征善战；其次辻政信基本上是一个参谋人员，在“一二。八”事件中是亲自打仗，后来的诺门坎战役中离战争也非常近，所以认为对手能打仗。

日本人在那些南太平洋的小岛上的确是打到了弹尽粮绝，最后一个人而绝不投降，把美国人弄得怕怕的，于是就用蘑菇云来解决问题。我这人首先是和平主义，打仗是最可怕的事情，而且无聊，其次是一个投降主义，打不赢了就赶快投降，大家都少流血，硬挺下去结果只会更糟。日本是一岛国，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在海空控制权尽失的情况下只是死路一条，早几个月投降自己人要少流多少血，至少不会挨核武器。但是，军国主义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弯不到鬼门关就难得转过来。

这个世界真是一个万花筒，什么稀奇古怪的人和事都有。辻政信不过是一个参谋人员，像他这样越过长官自己下命令，甚至伪造长官签名，在任何其它国家的军队多半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他一做再做，却一点事都没有，那时的日军可真是有些奇葩。

打仗应该是多么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本来应该是极为冷静现实，来不得半点冲动。只要政治上正确，凭着理想热情就能打胜仗不过是一种常见的神话。从辻政信就能看到，日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有个日本作家曾经采访了牟田口（以愚蠢和残暴著名的将军，曾被控以战争罪），这家伙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但当采访辻政信时，那家伙根本就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任何的过错和責任，不由让人感到在面前出現的是「絕對之惡的存在」。要知道辻政信积极参与了新加坡大屠杀，也是后来屠杀战俘的实际责任人。

战后辻政信的经历的奇特之处并不比以前少，在1952年当选成为议员后（以高票当选），曾经见过周恩来（应该是在中国）和尼赫鲁。1961年他向参议院申请了40天休假，据称是去北越并于4月4日出发，但实际上行踪相当诡秘，就此音信全无。他毕竟是个议员，在日本政坛也算是一个人物，但因为当时东南亚太乱了，就是想找也没有办法。

各种传说都有，我以为比较可信的是他企图找到当年日军溃败时埋藏的财富，不然到那种深山老林去干什么？一直有关于这种财富的种种说法，而他那时是高级参谋人员很可能有所知情。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日本的极右翼提供资金，好实现他的“大东亚共荣”的美梦。他是那种极有信念的人，不是淘金的赌徒，连自己的性命都毫不珍惜的人，怎么会在乎钱财。

然后很可能被那时到处都是的游击队当作间谍给处死了，或者干脆掉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山沟里一命呼呼，有谁知道呢？

文中引用全部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