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真爱国、假爱国的试金石！ -- 在东方

“苏联援华“156项工程”是逐步商定，并逐步实施的。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大型企业的协定。后来援建企业改为47个，包括10个煤矿、11座电站、3个钢铁企业、3个非金属企业、5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企业、7个国防企业和1个造纸企业，其中的36个企业设在东北[2]14？15。1953年3月21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电站的协定[3]54。1953年5月15日，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李富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协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工业企业的协定。双方商定，作为援建项目的部分补偿，中方将在1954—1959年间向苏方提供16万吨钨砂、11万吨铜、3万吨锑、9万吨橡胶等战略原料物资[4]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发展国防工业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苏联其时也愿意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国防。早在1949年6月，斯大林向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允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歼击机，帮助建立飞机修造厂。

1953年5月，在米高扬与李富春商定的91个新增援建项目中，国防工业及其相关项目占了一定的比例。1954年8月，苏联政府在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表示，为中国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其他援助，同时在14个援建的工业企业中也安排了国防内容。根据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费德林1954年12月27日致尤金函的附件①，我们得知当时苏方正在援建的国防工业项目至少包括以下工厂：年产8艘驱逐舰和12艘潜艇的渤海船舶制造厂、年产量1200枚鱼雷的工厂、高速柴油机厂、中速柴油机厂、为2家飞机制造厂和5家飞机修理厂供货的轮胎厂、年产150架飞机的伊尔-28喷气式飞机修理厂。苏方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完成这些工厂的设备供应。1954年初，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的请求，引起了苏联新领导人的重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一系列会谈。10月11日晚，双方签订了《中苏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和《中苏关于苏维埃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两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文件。1954年新增的项目大多属于能源、原材料和制造业，中国得到了当时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都没有配备的先进设备[5]。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后，去东北参观了实施中的苏联援建项目。1955年3月28日，中苏又签订了苏联援建16个工业项目的协议，它们分别属于国防、造船、、原材料和制造业等领域。薄一波在谈到苏联援建项目时说[4]297：“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苏联援建的项目，有的是我方提出的，有的是苏方提出的，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大致是分五次商定的：第一次，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1953年商定增加91项。

苏联援助中国补充建设55个新企业的协定。1956年9月7日，中苏签订了12项苏联援华工业项目。整个“一五”计划期间，中苏双方共签订了244个工业援助项目协定，除此以外，还签订了11个非工业项目援助协定。这样，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和提供成套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2]53。“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包头、西安、洛阳、太原、兰州、成都、武汉、株洲等城市，改变了过去70%左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沿海的布局。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有50个设在东北，32个设在中部；44个国防企业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21个安排在川陕两省。之所以这样布局，主要是考虑到了以下因素：(1)就近资源。冶金化工企业安排在矿产资源和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工业安排在原材料产地附近。(2)有利于改变经济落后地区面貌。(3)军事上的需要，把新企业布置在后方。“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地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