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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知青的故事（上）

[太阳出来喜洋洋] 于 2004-07-14 20:21:10上贴

我当知青的故事（上）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在农村插队的文章，完成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只想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文革的话题我尽量不谈，实际上我在文革的经历更有意思，等将来有条件再谈吧，感谢人民网为我提供发表的机会。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情况，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进。

我是一个老三届的初中生，文革开始时刚上完初二，还不满15岁。69年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到四川省盐源县插队。说是自愿报名，但并不代表我像现在的志愿者一样，有很高的觉悟，那时只是大势所趋，走必经之路，就好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一样。

我所在的学校在文革前就是一所重点中学，是当时本市的3所重点中学里面名气最大的学校。学校的条件很好，高中毕业时有保送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很牛气的四川女排专门到我校举行过表演赛，还有部分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女。由于地理位置近便，学校吸引了地方和军队几乎所有成绩好的高干子女。因此，下乡时，这所号称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修正主义苗子们集中的学校被分配到了四川最穷困最偏僻的山区，盐源县，目的是为了对这些人加强思想改造。当时有个政策，可以投靠兄弟姐妹学校的下乡地点，也可以回自己的农村老家，所以1200多名学生，真正下到盐源县的就只有200多，仅剩下一个零头了。一来我的哥哥姐姐与我同校，我没有其它学校可以投靠，二来我的哥哥姐姐竟然当“逃兵”，去投靠他们的同学，下到山西农村别人的老家去了，父母还想让我与他们一道，但我坚决不同意，我喜欢和自己的同学在一起，所以我就成为去盐源的“零头”之一了，被重点改造的对象们差不多全部跑光了，哈哈。下面言归正传。

●下乡风波

下去之前，学校工宣队和校领导出于好意，请来了几个60年代初下到盐源的老知青（他们是真正自愿报名的，像现在的志愿者，人数极少），给我们介绍情况，结果高中的同学们，以他们刚刚经历了文革锻炼的、敏锐的大脑发现，原来盐源是一个“三窝”：麻风窝、土匪窝、劳改犯窝，于是发扬造反精神，大闹起来，坚决要求省委领导给我们换地方，经过一番说服解释，总算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那里的确有一个麻风病院，不过关在一个湖心岛上，病人不会随便外出；土匪吗？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虽然50年代也有不少人参加过凉山叛乱，但现在全是大大的良民，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劳改犯数量惊人，但都关押在劳改农场里，不会骚扰地方百姓。于是，大家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像当兵一样带着自己的小铺盖卷，钻进带蓬的卡车出发了。出发时，妈妈向我挥了挥手，送走了她的小女儿。

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翻过数不清的高山，我晕车晕得昏天黑地，吐得翻肠倒胃，顾不得欣赏沿途壮丽的风光，连续坐了四天汽车，穿过奔腾不息的雅砻江，又翻过一座高山，终于抵达了盐源县城，这天是1969年3月5日。以后我无数次在各种表格里填写这个日期，工龄就从这天开始算起，哈哈，17岁参加工作，算个“老革命”吧。

●分配到生产队

盐源为彝族自治县，地处横断山脉，与云南接壤，高原气候，是美丽的泸沽湖所在地。彝族、藏族人居多，此外还有蒙、回等15个少数民族，泸沽湖那个摩梭族，是我离开盐源许多年以后，那里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以后，我才听说的。县领导为了照顾这批城市来的没吃过苦的年轻人，把我们集中分配到三个最好的公社插队，全是汉族人居住区，在山峦中央的平坝上，四面青山环抱。当地的人们对我们的到来也许感到新奇，很友好。我和几个同学刚开始被分配到一个富裕的生产队，队长领我们回去，把住的地方安排好，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是那个地方离公路太远了，上公路要走几十分钟的路程，交通很不方便。

来到这样偏远荒凉的大山沟里，我们刚到就开始想家了，当时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公路连着家，靠近公路坐车方便，靠公路就等于靠近家了。于是第二天就向公社领导提出，要求换生产队，换到路边去。公社党委书记是个山西人，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凉山平叛后，就服从组织安排，转业留在当地工作了。他和蔼亲切，又黑又瘦，外表与当地农民几乎没有区别。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和另外几个同学共十人一起，安排在紧靠公路的一个生产小队了，这是一个比较穷的小队。我们离开第一个生产队时心里有些内疚，那个队长送我们走时表情很失望，他说生产队缺少有文化的人，本想让我们当记工员或者会计。

●住宿和吃饭

刚去没有住房，队里就把我们安排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保管室有一排房间，腾出其中两间的部分空间安顿我们，一间的楼上住了七个男生，下面兼生产队开会的地方；另一间的楼上搭几张床，住3个女生，下面当厨房兼农具保管室。所谓的楼上就是阁楼，用木板铺了半边，呵呵，真正的实木地板。在阁楼上伸手可摸到屋顶的瓦片，边上架一把活动木梯，斜度很小，没想到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2、3年，练出了上下木梯的好身手。那时刚好在看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上下木梯常有飞檐走壁的感觉，我们就常常自称为“本姑奶奶”。保管室外是一个大院，那里农村的房屋全是就地取材，垒很厚的土墙，墙的厚度像碉堡一样，搭上房梁，椽子，铺上瓦，冬暖夏凉。

刚开始新生活，队长考虑我们不会烧火做饭，就派了一个五保户婆婆做技术指导，教我们做饭。做饭谁不会？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做过饭的。且慢，此做饭非彼做饭。这里烧一种奇怪的煤，是当地煤矿出产的，好像没有完全进化好，半木柴半煤炭，没有木柴好燃，又不如煤炭燃烧时间长。要不就点不燃，要不就没有火，只冒烟，而且每顿饭都要现生火，不像一般的炉火，可以连续不熄，揭开炉盖就能用，所以生火的技术成为做饭的关键。记得刚开始，每当新手做饭时，“本姑奶奶”们就像游击队员突破鬼子的封锁线一样，冒着滚滚的浓烟，飞速跑下楼梯，逃奔到屋外。都学会做饭后，不论男女，每人一天，轮流做饭。

那里的习惯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九点吃早饭，饭后出工，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又出工，下午4点收工吃晚饭，之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我们刚去很不习惯，早饭至晚饭之间，劳动强度大，消耗大，常常忍受着饥饿，搞得胃疼。后来发现农民们中午都要吃点零食的，比如玉米粑粑之类的，我们没有，只好忍着。按照政策，知青每人有240元安家费，由国家直接拨给生产队，作为知青第一年的口粮、农具、部分生活用品（蔬菜、煤、木柴等），和修建住房的费用。生产队有个集体菜园，顺便供应我们的蔬菜。

●欢迎大会

简单安顿下来后，生产队热热闹闹的开了个欢迎大会，队长以非常简朴的语言宣布，这是省城来的知识青年（当地农民都称我们的城市为省城，还有人干脆就说“成都省），到我们这里来锻炼的。接着是知青代表讲话，说我们是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一定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云云。于是挨个自我介绍，自报家门，报姓名。然后就开始拉家常，我们几个女同学很快被姑娘媳妇和小娃娃们围起来，“长的多好看”，“好白净噢”，“穿的好哇”，“好大岁数啦？”，“想家不想？”，“要呆好久啊？”，“你们成都有几条街呀？”哇，发起了猛烈进攻。男同学们则开始品尝贫下中农烟袋里自制的叶子烟了。我们，就这样开始和贫下中农、和非贫下中农、和全小队社员打成了一片。

●出工

接着就进入最主要的程序，开始出工。啊，现在想来，我们生产队的管理、分配制度真的是非常的现代化，工分多少全凭贡献大小。比如栽秧、收割，拔草等，按每块地大小划定工分，可以几个人承包一块地一起栽，然后这几人平分工分；小块地也可以一人包做。如果是背东西等（那里人习惯背，不像北方人挑），背到地头由记工员过秤，按斤数记工分。如果是大片地的除草，挖掘、播种、收获等活，就站成一排，每人一垅，齐头并进，先干到地头的就休息等待，然后大家又重新开始下一垅，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拿一样的工分，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最苦了，因为我年龄小，力气也最小，别人都到头了，我还吭哧吭哧没干完，我刚到，大家又开始继续了，我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感觉“本姑奶奶”马上就要累死了。最喜欢的事情是收获，特别是摘葵花子，哈哈，那就全体社员，人手一盘葵花，一边收，一边吃了。背东西什么的，我少背一点，少要点工分就是了。如果是在场上打粮食，因为混战在一起不好量化，就按劳力强弱分成几等，一般男的强劳力记10分的话，妇女就是8分，半大的小子就是6分。

说句题外的话，现在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人民公社是吃大锅饭的制度，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我们那里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我倒是巴不得能混上一口“大锅饭”，可惜没法混。也许有的地方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但那是管理不好的问题。当然，对老弱病残缺乏劳力的家庭，公社实行的政策是“缓、减、免”，就是口粮仍然分配，口粮钱可以先欠着，以后视具体情况由小队社员讨论决定，补交、减交、或免去欠帐，实际上困难户的生活是由集体负担了。据我了解的情况，我的同学们下到各个地方，包括我哥哥姐姐在山西，都没能有幸吃上“大锅饭”，请不要低估农民兄弟的智慧和管理水平。

我那时有个毛病，在烈日炎炎下干活时，经常一低头就流鼻血，血流如注，用纸堵上，很快就全被血浸透，就这样也要一刻不停的干活，没有休息的余地，起立时则常常眼前一黑，站立不稳。我这毛病经常反复发作，发作时，几乎天天流鼻血，有时一天流几次，无药可医。父母远在他方，没有人有能力帮助我，不知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全凭着年轻，年轻旺盛的生命力。

再补充介绍一点，盐源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我们生产小队人均6亩水田，6亩旱地，还有一些因缺乏劳力种不过来的荒地，一年四季，永远干不完的活。每天出工人数只有30多个，加上我们，就是40多个。出工全凭自由，有事打声招呼，不去就行了，反正不出工没工分。但我们都很自觉，不好意思随便不出工，特别是刚去的时候。我们队属于穷队，年终按工时结算时，1个工时只有3角5分钱左右，旁边搞得好的生产队，可以达到一元钱。1个工时等于10个工分，最小单位为0.5分，强劳力每天可以挣10多分甚至更多，由于我体力弱，每天只能挣6、7分或者7、8分，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一般只能挣够口粮钱，从未分到过现金，零用钱还靠家里给。年底结算后，每人除掉口粮钱，剩下的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叫做分红。

“分红”这个字眼大家一定熟悉，听着就像是股份公司。

劳动是艰辛的，其中的苦累滋味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绘。一个人只有亲身体验了无数次各种艰苦的劳作之后，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劳动，也才会从心底里，产生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与同情。当你发现天下有这么多人，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他们世世代代这样辛苦地劳作着，你就再也发不出任何抱怨了。我对所有靠艰辛劳动度日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永远！

●工作组

刚下去不久的日子，感觉有点怪怪的。每天收工，都陆续有人找上门来，开口就称“王同志”或“李同志”，然后就开始反映问题，给我们讲生产队里的矛盾，对谁谁有意见，要求我们解决这、那的问题。哇，原来把我们当工作组了。这里以前下来过工作组，有部分社员没搞清楚知青是怎么回事，认定我们是来“工作”的，把我们当成下来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干部了。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宣称，我们是知识青年，是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个年轻媳妇趁机开玩笑：噢，是来落户的，那就找个婆家嘛。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通过了解，我们奇怪的发现，这里的主要矛盾是宗族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利益之争。队里主要分为吕派和李派，两大家族，队长姓吕。生产队的领导包括记工员等是社员定期投票选举产生的，人多当然势力就大。生产队的管理相当民主，经常开会商量决定一些事务，或核对工分等，每家都必须派代表参加。不管哪派，对我们知青都是很好的，我们也没兴趣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执。生产队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分子，因为技术好，生产队的马全部由他负责喂养，马主要作为运输工具，所以运输东西，也是他负责，他从不下地干活。队里人都称呼他“二爸”，“二哥”的，也没人去斗他。因为我们第一年的木柴都是他负责上山去砍，并用马驮回来，所以我们和他相处得也不错，可能已经改造好，变成真正的劳动人民了，哈哈。文革运动完全没有波及到那里的农村，那里的生产、生活按照固有的规律日复一日的运作。

●自留地

每个社员都按人头分有自留地，一人一分地，所以我们也不例外，十个人加起来正好一亩自留地。队里把紧靠水渠又紧靠我们住处的一亩好地划给我们做自留地，为的是我们浇水照管方便。副队长姓朱，他找来各种蔬菜种子，收工后，傍晚时分，就率领我们种菜。先后种上了黄豆，茄子，辣椒，南瓜，莲花白，四季豆，番茄等等，应有尽有。于是乎，每天下工吃完饭后，我们就要伺候自留地，浇水拔草施肥。等到蔬菜们都发芽，并茁壮成长之时，我们都累得爬不起来了。也不知谁带的头，开始是两个、三个，最后是全体，向自留地宣布罢工，不伺候它了。结果，我们自留地的菜除了黄豆，全部枯萎、死光了。黄豆后来就自己长大、结果、成熟了。

黄豆成熟以后，我们嫌累，也不去收。有一天，还是副队长，背着一捆豆秸闯进院子，大声吼叫：“你们这些娃娃呀，到嘴边的东西都不收回来，懒透了！我都帮你们割下来了，跟我去收回来。”于是我们一窝蜂地跟着去收黄豆，副队长大叔又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做豆腐、豆花，再加上生产队分的豆子，美美地吃了一段时间。第二年以后，我们就只种黄豆了，种下也不管，由它自己去长。根瘤菌是个好东西，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读书

大家一定奇怪，我们收工以后不干活，做什么呢？虽然是小小的中学生，但还是有点小资味道的，收工后，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还要把衣服洗的干干净净，以至于老乡说我们的衣服不是穿烂的，是洗烂的。在月光明媚的时刻，常常诗兴大发，拿起琴，坐在水渠边，对着月光，尽展歌喉，抒发情感，常常惹得过往行人驻足倾听。

另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们的中学历史久远，原来有丰富的图书馆藏，文革趁乱之际，许多书被学生们“抢劫”了，以后又大批的带到乡下，再加上个人的书籍，成为丰富的流动图书馆。大家不分彼此，不分远近，互相借阅，晚上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读书时间了。好比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在一盏盏煤油灯下，如饥似渴的阅读，马恩列斯毛，黑格尔，费尔巴哈，歌德，普希金，海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许多书，是在“农村大学”读的。油灯是自制的，用墨水瓶做成，牙膏皮当盖，中间挖一个孔，安上买来的灯芯就成了。在农村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我刚上初中时眼睛就近视了，下农村后近视眼不治而愈，在农村晚上看书，白天劳动，眼睛得到很好的调节，3年内始终保持正常视力，但以后上大学时，又成了近视眼。

对我来说，读书并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一种习惯、爱好，是对精神营养的渴求。初中以前，基本看完了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关于中外革命英雄的作品；上中学开始涉猎世界文学名著，古典文学名著；文革的政治气氛，又使我的兴趣扩大到政治和哲学。农村的读书，不过是一种继续，精神迷茫的日子，读书既是一种探索和追求，也是精神和情感的宣泄。也许是受到大自然的熏陶与感染，那时我尤其喜爱诗歌，唐诗宋词，海涅，普希金，雪莱，毛泽东，几乎所有脍炙人口的著名诗歌诗词都能够背诵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文革期间读到的书最多，因为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没有人管你，爱读什么读什么。书籍在我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做人所应具备的善良、同情，对正义、平等的追求，扎根于心中，通过人生痛苦的锤炼，成为永恒的理想。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有一个好朋友分在我们紧挨着的另一生产小队，好朋友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已退休，住在部队的红军院里，未受到任何冲击。好朋友凭借父亲的关系，走后门当兵很容易，但她就是想和我们一起下乡，想要体验一下生活。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几年后我回城遇到一些军队干部子弟同学时，他们表示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下过农村，而我在他们面前则感觉非常优越，有见识，甚至有些看不起他们,这是后话了。我们和好朋友这两个生产队知青的住处相隔一片坟地，他们生产队比较富裕，专门给知青盖了两排房子，两人一间，标准间了，呵呵。她晚上经常过来找我玩，在我们这里看书，讨论，回去的很晚。她胆子虽大，过坟地也有点心虚，于是每次回去时，就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或者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听到歌声远去，就放下心来，知道平安返回了。其实是自己吓自己，那里根本就没坏人，真是怕个鬼哟。

●回家过年

第一年劳动最艰苦，但生活不愁，有国家给的生活费垫底，一转眼就要过年了。脸上晒得黑黑的，手上带着镰刀砍出的伤痕，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依然是晕车晕得昏天黑地，依然翻肠倒胃的吐，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回到家中，同学朋友相聚，都盼望早日回城，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大规模插队的知青，那时的政策还不明确，不知能不能回来，也不知几时能回来？人民南路广场上，有一座宏伟的汉白玉毛主席雕像，主席的右手高高举起，手掌向前伸展。我们这座城市的知青中，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主席的手势预示了招工的时间，有人说，毛主席表示五年不招工；也有人说，不对，是四年，大拇指是握着的。于是同学们就约在一起，骑车去人民南路广场，看看毛主席的手势究竟是怎样比的？在那个青春的年代，常常满怀忧伤，满怀期待。

●砍柴

春节返回，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解决做饭的燃料。煤必须出钱买，引火的木柴，按照政策，生产队没有义务继续供应，要么买，要么自己上山去砍。为了省钱，大家决定自己砍。砍柴前兴奋了一阵，做准备，打听有关事项，好像要干一番大事业似的，农民们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顺便介绍一下，那里山上的树木大都是50年代飞机播种，种下的松树，如今长大了，政府规定可以砍一些大树的枝桠做柴用，但不许砍小树，不许砍主干和大枝桠，我们了解规定后也是这样做的。

大家商议着，万一上山失去联系，迷路了怎么办？有人提议，都学会吹口哨，用口哨联系，于是，就开始练习吹口哨了，我们称之为“刘队长的口哨”。有人看过“渡江侦查记”吗？里面有个潇洒的女游击队长，游击队就是用口哨联络的。大家练口哨的热情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大学生们练习英语四级。哇，我发现我是天才，将食指和拇指合拢成圆圈，压在舌上，舌尖微翘，嘴唇收拢，“嘘―”的一声，响亮的声音就出来了，有的同学怎么练都不行，总是破响破响的，我想要不吹好都不行，还可以变换出婉转的音调，呵呵，天才就是不一样，没办法。中学学俄语，大学学英语，日后评职称考试，中级、高级，一路顺畅，从不把外语放在眼里，语言能力就是强。我还特别好吃，香香嘴，猛吃零食还长不胖，可以说嘴巴的功能半点没有浪费。好了，不吹大牛了，还是言归正传，于是我就成了重要的砍柴联络员，想要不走丢，跟着我就是了。

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天朦朦亮，我们就背着背夹，带着砍刀出发了。离大山越来越近，顺着蜿蜒的小路一步步向深处行去，太阳一点点升起，壮美迷人的山川景色令我们赞叹不已，欢呼雀跃。爬着爬着，开始气喘吁吁，顾不得景色了，越爬越沮丧，背着空背夹都这么累，回来背上木头，还能走动路吗？终于到达一片合适的林地，歇口气，男生砍，女生帮着收拾，男生背大头，女生背点小树枝。还好，下山不用喘气了，但背上的沉重还是逼着我一次次休息，一步步往山下挪动，“刘队长的口哨”终于没能发挥作用，真正出力的时候，嘴巴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生活实际往往就是如此。下山后，远远望见我们的“家”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天边还剩下一抹晚霞，顷刻间，所有的浪漫和阳光一样化为乌有。

●买菜、卖菜、讨菜、偷菜

柴禾问题解决了，紧接着就是蔬菜了。口粮是生产队分的稻谷，不成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懒，不种自留地，所以就没有菜吃，开始大家还凑钱买，并把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腊肉、豆瓣酱、豆腐乳、榨菜拿来吃，最后钱不多了，男生舍不得最后的烟钱，不肯凑菜钱了。大家就吃盐水泡饭，时不时跑去镇上馆子打牙祭（四川话：改善伙食）。再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大米是红色的，很好吃，所以不吃菜，泡上米汤，加点盐都很香，能吃一大碗。听说和柬埔寨的大米品种一样，西哈努克亲王喜欢吃，他在中国长期避难时，据说吃的就是我们盐源的大米。

终于有一天去镇上赶场的人回来报告，说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在卖菜，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县知青都知道××在卖菜了，“哼，有菜吃不完，不支援我们知青兄弟，还拿去卖，贪心，财迷”，一时间讥笑声四起，知青卖菜似乎成了丢人的事，我们懒惰不种菜倒好像理直气壮了，哈哈，真是小人之心处处有。顺便提一下，这位××同学返城后，果然崭露才能，当上了本市一个最大的综合菜市场的领导人，以后进一步改革，这个菜市场也消失了。

骂归骂，还得面对没菜吃的现实，长期不吃菜也不行。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忘记是谁带的头，率先厚着脸皮，上农民家讨菜去了。讨菜的方式是这样的，饭做熟以后，舀满满一碗，端着饭，拿上筷子就出发了。一开始，是去附近的农户，刚去时人家一脸热情，拿出自家做的酸菜，豆豉、豆腐乳，甚至炒菜尽情招待，后来被要怕了，远远看到这帮人，就开始坚壁清野，藏起所有的菜。于是只好向远处的农家进军，又重复那过去的情节。一个生来优裕的人，一个3年灾害时期都不曾饿过肚子的人，竟然也跟着去讨菜，哈哈，世道就是这样的轮回，人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最后全小队的社员都知道知青在要菜，就有好心的姑娘媳妇送菜上门，以报答我们几个女同学平时送给她们的小小恩情：几支绣花线，一点洗衣粉，一小盒百雀灵，一面小园镜等等。有疼爱之心的老婆婆就叫家里人请我们几个女生去，享受一顿丰盛的饭菜，这家或那家，请了好几顿。男生们很可怜，享受不到此项优惠，他们人多，又能吃，人家可能请不起。看来什么时代都喜欢MM。

最后讨菜也不行了，不知谁提议去偷。偷之前是这样做思想动员工作的：我们盖房子的钱，全被生产队挪用了，别的小队都给知青盖了房子，他们不给我们盖房子，我们偷点菜也不过分吧（我们的钱确实被生产队挪用满足急需去了，队长跟我们讲过，其实我们内心也并不在乎，因为谁也不想真在那里安家）。解决了来自道德方面的心理障碍，思想统一了，理直气壮不心虚了，于是开始筹划，选择时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男生拿着麻袋，镰刀，出发了。其实根本就谈不上出发，集体的菜园就在我们旁边，几步路就到了，整天望着流口水，不打坏主意才怪。女生望风，规定了报警的暗号，结果什么警也没有发生，总之，非常顺利的就偷了满满一麻袋莲花白，学名甘蓝，两年生草本植物。不知又是谁灵机一动，把莲花白外面的老菜叶沿着与我们住处相反的方向抛撒了一路，用以迷惑“敌人”。第二天一早，菜园被盗的情况很快被发现，队长却一声不吭，农民们也一句没骂。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偷窃。

善良宽厚的农民兄弟，我会永远善待你们，无论何时何地。

●花灾

到了盐源，才听说有一种奇特的灾害，叫“花灾”。传说有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因想念家乡，就把家乡的种子带到盐源，种在屋后的花园里。没想到这种花繁殖能力特别强，花枝高达一米多，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扬，很快播撒到漫山遍野。因为有各种颜色，红、粉、黄、蓝、白、紫，当地人称为“什样锦”，学名我至今不知道。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欧洲建筑的挂历上看到了这种花，盛开在建筑物周围，倍感亲切。五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荒坡上开满了什样锦，劳动之余，我们欢快地去采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挂在脖子上，手上满满一大把，唱着歌，蹦蹦跳跳跑回“家”，把花插在罐头瓶中，摆放在床头的木板上。其实根本也没有床，我们一直睡的是用木板搭成的木方。第二天又去采新鲜的花来换上，农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也觉得新鲜，温和嘲讽地笑笑。

由于人手不够，生产队的劳动力重点保证口粮田和主要农副产品，其它庄稼地实在顾不过来了，就闹起了花灾。那年种了一大片玉米地，玉米在我们那里一方面是作为口粮的补充，最主要是做牲口饲料，那时没有除草剂之类的农药，由于顾不上除草，再加上那片地靠近荒坡,很容易受传染,什样锦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名为玉米地，只见花海一片，花比玉米高，玉米直到成熟还不到一米高，上面结着一两个小孩拳头一样大小的苞谷，哈，队长还是叫人摘收了，说喂牲口还是可以的。我们常常议论，这么好的大片土地，怎么就无人来种呢，这里比大寨强多了，荒坡全是可耕地，很平缓的坡，没有乱石，根本不用费力地改造土壤，只要投入劳力，就有收获。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太闭塞，无人迁居来此吧。远在深山人未识，也好，让当地人永远保有他们先天的土地资源优势，不受侵扰。

●养猪记

有一天传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队长告知，队里摔死了一头小黄牛，问我们知青敢不敢吃死牛肉，说当地人的习惯不吃死物。三月不识肉滋味，肉送上门，岂有不敢之理？于是，知青们磨刀霍霍向死牛，准备大干一场。请来有经验的农民，现场指导破膛剜肉，给临近生产队的知青们送去一部分，又请来紧靠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战友们，大家开怀大吃，加上肠肠肚肚，五脏六腑，我记不清到底吃了几顿，终于把那条小牛从世界上彻底消灭了。

还是副队长大叔劝我们（已劝过多次）：养头猪吧，你们打谷子的糠，还有豆渣，卖了也不值几个钱，还不如喂头猪，以后有肉吃。刚刚尝到肉甜头的知青们这次爽快的同意了，大家很快做出决定，买了一头小猪仔。此后数月，小猪成为我们的伙伴，每天与我们同吃同住，当然是它吃它的，我们吃我们的，它睡楼下，我们睡楼上，还是有等级分别的，人毕竟是高等动物嘛。

我们下乡3年，直到回城，从来没有过饭桌，饭菜都摆在锅里或灶台上，大家盛在碗里，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或者一站，一蹲，各吃各的。有了小猪以后，小猪成为我们的就餐中心，大家常常在院子里围着它吃饭，看着它吃饭，口里还念念有词：小猪小猪快快长，再长一指膘。通过养猪，我们学会了有关猪的技术指标的概念，我们那里的农民卖猪之前是不管重量的，主要用肥肉部分的厚度来衡量猪成熟的程度，厚度尺寸也不是标准的度量衡，而是手指头。把指头并在一起，看猪的肥肉长了几个指头厚了，就是几指膘。其实猪没有宰杀时，根本无法用指头去测量猪肉的横断面，但劳动人民就是这么聪明，他们说是几指膘，杀出来果真就是几指膘，当然人的指头有粗细之分，有点误差也难免。

由于我们心情迫切，就夸大其词，天天叫嚷着说我们的小猪又长了一指膘，有两指膘，甚至三指膘了，副队长大叔则认真的摇摇头说：“没对哟，好像一指膘都没得哟。”过了一段日子，一幌，又要回家过年了。回家的日子临近了，猪怎么办？大家商量着，副队长大叔说，可以寄养在他家，或其他什么人家里帮着喂，我们给饲料（谷糠）就行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忍受不住馋涎欲滴的嘴巴的诱惑，和“胃亏肉”的折磨，决定杀了它，先吃为快。于是又磨刀霍霍向小猪，心情激动的开始了第二次宰杀行动。这一次做好了充分的方案，计划先吃掉内脏部分，把猪肉做成酱肉，干肉，等春节回来以后慢慢吃。小猪果然只有一指膘，一指膘也是肉，不错不错，于是将猪杂炖了满满一锅，又是一顿开怀大吃。吃完后，离回家还有一段日子，大家的眼睛不自觉的瞄向房梁，那里挂着我们准备春节回来以后吃的肉。干脆先吃一块吧，同意；干脆再吃一块吧，好嘛；就这样，一块又一块，还没等到春节回家，小猪就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了，像小牛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