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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抗日中流砥柱的潘汉年到底向日本和汪精卫提供了何种情报? -- 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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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抗日中流砥柱的潘汉年到底向日本和汪精卫提供了何种情报?

说到抗日中流砥柱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突破口,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就在于他会见汪精卫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在潘汉年出事以后,周总理曾今力保他,但是没有保住,显然这是更高层级的人确定的案子,根据有关审判人员回忆,当时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暗示潘汉年是岳飞。

由此我们就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1、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中央到底知不知道?

首先这个事情公开应该在事件发生半年后,不但我党内部有人知道,而且国民党也知道,我党在军统,侍从室又很好的情报来源,比如沈安娜,为何不上报毛主席?

根据1943年10月7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1(亦可参看维基百科 潘汉年条目)。由此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1943年3月13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2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和他们会谈的目的极为关注。1943年9月5日,毛庆祥(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3 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此论调的口径。

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4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2、假如第一个问题中央不承认,那么与日本情报首脑,李士群、胡均鹤的交往,中央应该是清楚的,同样汪精卫显然也是知道和同意的,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古今中外是否是有这样的例子?敌国交换打击自己情报的?如果有,为何76号和军统之间互相杀来杀去?76号为何不杀明知是我党特工的关露?

潘汉年开始同李、胡二人接触,设立了以李士群为主要角色的情报站。1941年1月,胡均鹤曾经帮助刘晓、潘汉年等五位同志撤离敌占区。以后,胡均鹤还曾两次派刘毅过长江到淮南给新四军送过情报和药品。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力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李士群说,都甲是日本军方人物专管津浦、沪宁沿线的“清乡”任务。可以和他谈谈。潘汉年没有拒绝。他正想从都甲那里直接听一听日本军方对目前军事形势的看法。于是,仍由胡均朗鹤陪同在一座日本军官的公寓里会见了都甲。会见中,他们交谈了飞情况并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戏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文通线和其他重要文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文通线的。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潘汉年除了和汪政权有所交往外,还“打入日寇内部”,其中的玄机至今恐怕还有很多人都无法参透,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祯昭。岩井英一是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本总领馆的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负责搜集政治、文化方面的情报。此人战前便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尤其关注文化和舆论宣传,是个中国通。影佐祯昭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大佐课长,更是汪精卫政权的助产士、在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并因此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少将军阶)。由于当初参与汪精卫和日本方面谈判的汪方要人陶希圣、高宗武中途悬崖勒马、并将汪日谈判过程和协议在媒体上公开,代表日本主导这次谈判的影佐祯昭在国人中早就成为著名人物了。

  潘汉年此前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战领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察觉,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出身,他们就对潘汉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到这个程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领导更不会这样烂漫天真。

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一万元费用。“梅花堂”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

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

既然中央已经委托潘汉年与日本人交换情报,跟汪精卫见面岂不更算个p啊?

总的来说,左派的爱国超过了常人的理解能力,前面有列宁同志坐德国火车回去俄国不战而败割让了一大对土地,后面有潘汉年和日本人讨论清乡问题和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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