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可使，知之 -- 林风清逸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近代以来对这句话主要有两大类解释。这两个解释的区别，表面上主要是断句引起的，实际上则改变了文字。

第一种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最早的解释，是这一个断句法。解释是：

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这个解释有很多类似的变种，比如钱穆的翻译就是：“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这个解释的理由倒也很充分：

何晏《论语集释》：“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邢昺《论语疏》：“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

简单说起来，何晏邢昺的理由倒也不是愚民政策，他们只是觉得有些事大家理解不了，所以选择了一个务实的路线：

多做事，少解释。

执政嘛，是做实事，做得成就行了，吵吵得太多眩人耳目反而不是真的在做事。所以这个解释倒也过得去，初看上去，并不太觉得有多么愚民。

发展下去，因为老百姓你不用知道，听我的就行了，这就很容易变成愚民。

在这个解释的基础上，有些人急急忙忙地为孔子辩解，说孔子不是愚民的人什么的。这属于无意义的争论。

何晏邢昺有一定合理性，但也确实容易形成愚民政策。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后来还有很多新的观点，本质上只是他的变种。

比如据说源自于台湾的一个观点，说民其实是奴隶。最近看到一个写鸡汤文的家伙，就是采用的台湾观点，说民是奴隶，是役使的对象。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劳动者知道怎么做，就让他做，别干涉他。他要是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教他怎么做。”

这个解释其实和现在流行的第二种解释一致。

第二种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现代有些人认为，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受限于标点。他们认为，几千年来大家都标错了标点，正确的标点应该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对此先讲一下直观的感受。面对这样一个句子，我的第一感觉是，两个“使”字变得完全多余。罗哩罗嗦，废话连篇，我不喜欢这样的短句。孔子一下变成了一个婆婆嘴。

这个断句法是清朝末期一个贵州名人断的，后来台湾的学者重新炒作了起来。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边疆区，经常会一些奇怪的语法现象。

他们的解释表面上看倒也不大一样。贵州的说法是“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将民分成可与不可两类。而台湾的说法是“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

贵州和台湾的观点是一回事：行就随你，不行就教你。

随后他们就对着孔子大加吹捧了一番，说孔子怎么怎么有教无类。这令人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那就是孔子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

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一以贯之的是忠恕，后人总结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然后我们的学者在解释孔子民可使这句话的时候又改成了有教无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在谈教育吗？所有人都避而不谈。

台湾那边借此机会还吹捧了一下孔子，严格来说是吹捧了一下儒家。说了一通什么“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大有将儒家和孔子塑造为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趋势。这种玩法我觉得有点迂远。

受这些鸡汤文影响，我都快不会写东西了。

小结：目前其实只有两种解释。

目前来说，从古到今对这句话的解释其实就是两种：

第一，可以指挥民众，不可以教育民众。

第二，与我一致的民众随他去，与我不一致的民众要进行教化。

据说第二种很进步，很开启民智。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解释，往好里发展的时候就不说了，往坏里发展的时候，都是一丘之貉。

比如第一种，往坏里说就是：你们这些老百姓只管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可以了。

第二种，往坏里说就是：你们这些老百姓，听我话的怎么折腾都行，不听话的统统限制起来接受教化、教育改造、做三民主义青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其实是一回事。往坏里讲，就是一丘之貉。

从文字本身理解这句话。

然而这个一丘之貉，其实并非这句话的本意。

从文言文上来说，这两个解释都不对。

文言文最大的特点是以字当词，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文言文在我们面前其实是畅通无阻的。因为中国文字几千年来保持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我通过翻阅古文字学的基础科普材料，发现我们理解一个文章的时候，只要理解了一个字的基本含义，就可以精准地抓住文章的实际意义。这种情况在古代，特别是相对早一些的先秦、秦汉时期特别突出。

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想多了。如果不改动标点，那么我赞同古人的解释：组织大批民众工作，安排他们去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明白。

如果改动标点，那我也无法不赞同今人的解释。

关键在于知这个字。

古代的解释总算还尊重这个字，说是知晓的意思。只不过他们将这个字的意思变成了使民众知晓，结果演变成了教化的意思。算是在本意的基础上做了引申。现代其实也比较认可这个用法，说是使动用法。

至于现代的解释根本就不尊重原文，将知解释成了教。知晓变成了教化。引申义都不用了，直接替换了文字。

这样，这两个解释，都脱离了原文。脱离原文最近的一个解释，也是用的知的引申义，也是知的被动用法，而不是本身的意义。

当我们直接用原文所用文字的本意去做解释又是什么情况呢？

知，就是知道、知晓的意思。直接代入原文，就变成这样：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晓之。

解释就变成了：

民可使，由着这种情况去；民不可使，要知晓这种情况。

解释的理由。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解释呢？

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

这一章都是讲什么的？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君子有自己的责任，至于具体的某些事，让有关部门去管。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即便是周公一样的才美，骄吝则不足观。

吝这一条我理解得不深，不多说。骄这一条，我知道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有两个著名案例。

第一个，吴国亡于数战数胜。

魏文侯问李克吴国为什么灭亡，李克说：“数战数胜。”文侯说：“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这句话直接解释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而主骄民疲，不就是“民不可使而主不知”吗？

第二个，秦二世而亡。

秦始皇好大喜功，北却匈奴，南并百越，北筑长城，南拓郡县。自己又动员大批民力修筑骊山陵墓。这一时期可以说已经接近民不堪命的地步了，可以说是一点就着。而秦二世一当政，为了树立权威，又奉行严刑峻法，进一步激化矛盾。结果点燃了秦末大起义的烽火。秦始皇和秦二世共同作用，导致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各阶层一致对秦的全民大起义。

这不也是典型的“民不可使而主不知”吗？

所以，如果一定要改动标点，将这句话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么我认为，解释为民可使则由他们去，不可使则一定要知晓这种情况还要合理一点。

不过我觉得，其实标点不需要更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来就很符合孔子的本意。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是讲君主，不是讲官僚。

君主不是亲民官。

子产用自己的马车帮助人民渡河，孟子不赞成他这样做。因为子产的任务是做大事不是做小事。

我记得春秋时代还有个大臣，在路上看到贫民百姓需要救助，根本就不理，但是看到草木有问题，却很着急地去看。从者问他为何如此不仁。他的回答是，救济的事情有专职部门去管，但是如果草木有问题，说明气候天时有问题，设计到国家大政，他要亲自管。

换句话，老百姓如果可以使用，那么君主根本就不需要去问。老百姓出现问题不能任意动用，那么君主一定要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