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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天马行空的乡村回忆 -- 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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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毛岸青的脑是如何受伤的?有几种传说:

1、流氓打;

2、受惊吓,受刺激;

3、有一次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在电线杆上写“打倒军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上猛击,致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两耳变聋,大脑受伤;

4、遭特务、巡捕毒打,两耳失聪,脑振荡;

5、有一次因生媒球炉子没生好,被女主人用捅炉子的铁纤打他的头,令他鼻耳流血,大脑受伤。(邵华述)

2002年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她在演讲中称,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董健吾的儿子、孙子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所以,有儿孙还是好,虽然死人不说话,但儿孙要说话。

根据董健吾儿子所写的《先父董健吾功成不居》所述:

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送到了大同幼稚园。

同年的5月底6月初,毛岸龙突发高烧腹泻,经抢救无效当夜病亡。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解散,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交给董建吾抚养。

1932年9月,董建吾将岸英、岸青送到元配黄慧光处生活了四年,期间,黄家多次迁移住地。

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材料中说,“主席两个孩子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董健吾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注,冯未说是董本人住处,还是董元配处。)

董子提到当时董家经济困难,精神压力很大:

当时,全家精神压力很重,而经济生活又每况愈下。开始两年,我父亲当牧师有工资,党每月补贴给岸英兄弟每人10元生活费。以后,我父亲辞去牧师职务,专搞党的工作,生活就只靠党的那点津贴。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党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减发家庭生活费,并停止给两个孩子的生活补贴。为了维持一家生活,黄慧光和我姐姐董惠芬、董惠芳一面替人家洗衣被,一面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挣点微薄的收入。岸英、岸青也帮助扎纸花,以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又患伤寒,家里只好靠典当来维持生计,给孩子治病。

冯雪峰在材料对董家经济来源也有回忆: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时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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