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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失道寡助——浅谈侵华日军战斗力的衰败(上)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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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 失道寡助——浅谈侵华日军战斗力的衰败(下)

本文实名发表在《坦克装甲车辆》7月(下)上,以下是正文:

侵华日军的后勤供给状况日益恶化

侵华日军尽管在中国实施了“以战养战”政策,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并对本国人民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粉碎侵华日军的“经济开发”,“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抗日军民实行统制贸易,设置关卡,杜绝资敌物资外流;发行货币,禁止敌钞流入。在敌战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矿山,抵制日货,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中国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军事经济衰竭、战争财政拮据,反映在侵华日军中,则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

侵华日军士兵的月薪(日元)

时间 二等兵 上等兵 兵长 伍长

1937年7月至1942年6月 8.8 10.24 11.24 14

1942年6月至1943年10月 13 15.5 18.5 22.96

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 19 22.15 29 36

从该表看,侵华日军士兵的工资,从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的7年中,表面上增长了两倍以上。但是,侵华日军内部实行强迫储蓄制度,即“贮金”制。每次发薪水时,规定的贮金先被扣下,战时不得支取。仅扣除贮金一项,就可看出士兵月薪的增长仅是一种假象。

侵华日军士兵历年贮金(日元)

时间 二等兵 上等兵 兵长 伍长

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 0.3 0.5 0.5 0.5

1940年1月至1942年6月 3 5 5 5

1942年7月至1942年12月 5 10 10 10

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 10 10 15 20

仅扣除贮金一项,就使侵华日军士兵的薪水额还停留在战争初期的水平上。

除贮金外,因物价不断上张,货币不断贬值,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日军侵华初期,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酒保”。所谓“酒保”,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为日军官兵服务。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烟、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士兵有钱可随意购买。但至1940年以后,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大队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酒保”供应的物品,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迫士兵购买。1944年以后,一些士兵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更快,面包价格上涨了三倍,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白糖价格竟上涨了100多倍。

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也日益恶化。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每餐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应上,碑为猪、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为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1943年后又被代之以酱、蔬菜、南瓜、萝卜等。蔬菜均由部队本身生产,士兵连饭也吃不饱。1940年6月后,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馒头为主食。

小林清上等兵对他在39、40年在山东作战的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 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 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 的时候,肚子俄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队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 街上去找东西吃。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 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海带)。 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 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 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

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总之,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日益困难,侵华日军的供给状况日益恶化,其军队内部官兵待遇的极大反差,直接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侵华日军士气日益低落

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在优厚的物质待遇刺激下,陶醉于一时的军事胜利。对于日本军部和政府吹嘘的“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打下武汉可结束战争”、“速战速决”等深信不疑的。受煽惑的日本国民向出征官兵祝愿、馈赠礼物,向前线官兵寄送慰问信、慰问袋等,进一步激发了日军官兵的士气,甚至连绝大多数一、二等兵也都抱有“一定要为国牺牲”的决心。但当大批“补充兵”涌入部队后,由于其军事、身体素质较差,在勤务和作战中,行动迟缓,常遭军官、老兵、现役兵的打骂;也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妻室或家庭负担学生,平常顾虑重重、思想负担较重,这就首先在他们中产生了厌恶军队生活、厌恶战争的情况。

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先后建立了敌军工作部门,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火线喊话等形式,在战场上,在敌军驻地及活动地区,广泛开辟政治宣传阵地,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指明战争真相,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战、思想战和心理战,以启发侵华日军士兵的良知,促进其觉悟和觉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侵华日军中不仅是补充兵,就连一些现役老兵、下级军官也对战争产生了倦意。军队中“保重身体”渐成相互招呼的口头禅;“保着你的命回来吧”也成为国内来信的通用语。侵华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都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消极怠战现象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抗日力量已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军的作战士气已经大为低落,突出表现在侵华日军被俘人数明显增加。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7月至年底,华北八路军仅生俘20多名日军官兵,其中绝大多数为伤后被俘或打光了子弹后被俘。1938年3月至5月,八路军、新四军生俘日军104名;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的3年中,共俘日军1771名。

日军官兵除在战场上不甘为法西斯卖命外,在兵营里不担任勤务,不按规定时间出入兵营、酗酒、嫖娼、赌博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在日军酒保及驻地酒店,常可听到烂醉后的日军士兵狂喊着“凯旋吧”、“回国吧”等等。一些下级军官也日夜沉湎于酒色中,贪污、敲诈、吸毒,堕落现象十分普遍。据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初的统计资料表明:华北日军将校以下士官患花柳病者达90%;士兵患花柳病者达30%-40%。对此,日军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均不敢加以干涉,怕受暗中报复,只得放任不管,以致军纪败坏,一发不可收拾。

侵华日军内部反战斗争日益高涨

深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汪洋大海的侵华日军,在战争结束之日遥遥无期、胜利无望、归国不能等因素触发下,官兵一步步陷入极度苦闷、悲观以至绝望之中,致使日军内部出现连续不断的逃亡、自杀等反战事件。

1941年春,晋西北广武日军警备队士兵木村多郎,出生多年,思家心切,于极度苦闷中喝得酩酊大醉后自杀;右玉一日军士兵欲逃亡回家,出据点后遭追捕,遂举枪自杀;4月30日,河南新乡日军机场一驾驶员由于厌战,乘飞机一架,并携炸弹若干,凌空俯冲机场自杀,毁机场停机50余架中的大半,炸死炸伤日军10多人。随着作战日益残酷,日军中还出现士兵成批集体自杀事件:1941年夏初,湖北宜昌龙泉铺附近的新场日军6名,相约预立遗嘱自杀。结果3人自杀,3人逃亡未归。5月中旬,驻望都城日兵3人集体自杀。后搜出遗书两封,自述在日本军阀压迫之下,进行侵略战争,前途渺茫,绝无生趣。1943年12月,在驻扎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第59师团第42大队第5中队几名士兵,因拒绝执行中队长命令,而使用武器反抗,酿成了轰动了整个华北派遣军的“陶馆事件”。

不仅是普通士兵,就连一些日军下级军官,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也步入自杀行列。1941年春,山西代县城日军警备队长林锐在随军妓院中,突遇其弟妻,得悉弟已战死,弟妻所得抚恤金为政府强迫储蓄,生活无着,被迫充当营妓。当晚,他一反平日对士兵的宣传,痛斥战争罪恶,并预言中国必胜,然后举枪自杀。琢县城一年长日本军官,生有二子,也均被迫来华参战,长期沓无音信,其念子心切,郁闷异常。突接国内两儿媳来函,云:“汝等三人,远离祖国,我二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备尝冻馁之苦,现决于某日卧轨自尽。想信到之日,即我等殉身之时。谨少焚香纸,以慰孤魂……”其悲愤交集,遂悬梁自缢而死,一时轰动全城。

在反战斗争中,由于中国抗日军队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心理战,日军士兵的反战意识不断增强。在兵营里,反战官兵积极宣传,建立反战团体,对日本军部展开各种形式的公开和秘密的反战斗争。据八路军缴获的日军秘密文件记载,1939年,华北日本宪兵在华北日军部队中就侦查出包括9名将校在内的136名反战官兵。其中共产主义者为123人,社会民主主义者8人,其他5人。一些觉悟了的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则伺机摆脱法西斯军队的束缚,在战场上倒戈,或从兵营里逃出,投奔抗日根据地和中国抗日军队。据延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初统计的资料表明:如果将八路军每年收容的日军定为100,其中自动放下武器或主动投诚的日军数在1940年仅占7%;1942年增至18%;1943年后则高达40%以上。在日军逃跑、投诚过程中,曾发生多起被日本军部血腥镇压的事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44年,南京18名日军士兵集体投诚新四军未遂,而惨遭镇压事件。

结语

侵华日军是一股反动腐朽的力量,它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非人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决定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惨败。但是,世界上行将灭亡的东西,从来不会自然消亡,侵华日军内部的弱点也不会自发地增长与扩大起来。侵华日军战斗力的逐步下降,军心逐渐涣散,直至最终覆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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