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93阅兵有感 -- 本嘉明

廖保平的文章说的是国民政府：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至14万人左右。（经盛鸿《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内迁述评》）“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载2008年7月30日《南方周末》）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同上）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据侯杨方先生统计的数据显示，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同上）记住，这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成绩，这是为国家民族保留知识的火种。

　　要不是国民政府即便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仍然坚持“百年树人”的理念，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不自陷于功利主义泥淖，推行“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就不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中共建国后，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不说是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一个政府仍然“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如果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或是陷于功利主义泥淖，也不会产生几个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