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革之路 -- ccceee

一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洽谈终战和约条款前,两人趁故交寒喧间隙,假惺惺煞有其事地谈及中日改革之不同结局,并"深入探讨"根源.

伊藤云，“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云，“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此时的李鸿章,作为封建元老,虽然力主洋务,但从全篇对话实录中,除开胜败之不同气势，眼界格局明显不如留洋的伊藤，高下立判。即便如此，李亦能在洋务改革实践中,清晰地认识到阻挡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习俗.而伊藤显然也理解李之苦衷,表示“贵国必须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并于马关条约签订后应邀入华充任光绪维新之"顾问".

李鸿章是清庭中坚,也是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很难突破其阶级限制,不愿意也不可能对政治体制作颠覆性改革,只会在摸索实践中将“习俗”归纳为拦路之源.文化上的抵制当然是非常直观的,"祖宗之法不可违",平等自由对于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人伦的儒家“习俗"来说是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反动。科技创新之类是被三教九流共同鄙视的“不务正业”"奇淫技巧"——喜欢复古的儒家文化与面向未来的西方文明在思维模式上完全背道而驰——僵化体制和文化互为掩护，“移风易俗”步履维艰。慈禧肯去坐马拉火车，已经是对洋务派们的无上支持。

巨大的文化惯性和阻力，轻而易举将妄顾于它而单独向体制动刀的维新运动扼杀于萌芽。

相对于龚魏们的呐喊,张李和康梁们身体力行的改革，明未清初仅限于思想交流的李贽顾炎武和黄宗曦们，更可用螳臂当车来形容。

二

戊戌的血腥未尽，战败的阴影还未散去，八国联军的铁蹄又至。战争之本质与其说是帝国主义侵略，更深的可以理解为文化冲突必然导致的结果。义和拳们的爱国行动虽为民间自发，但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利用却也白纸黑字。国家层面上割地赔款的沉重压力传导到底层，结合身边“二毛子”“三毛子”以至"十毛子"们的或跋扈乡里或趾高气扬，或基于新信仰带来的愉快骄傲，或日常生活和宗教观念的格格不入，愚昧守旧没有文化交流概念的人们在义和拳完全本土化的神棍意识裹挟煽动下，狂热而无理性，其仇恨竟至于“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文化革命或革新，其难度远比体制革命和改朝换代困难得多。改朝换代或体制革命，形式上可见可衡量，可量化判断对错得失和兴衰，文化革命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自我更新甚至决裂，是灵魂上的自我革命。文化浸淫得越深，主流文化统治越长久，改变就越困难。

与法国毕其功于一役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政体双料革命相比,中国的文化革命进程足足用了100年时间.

并且明显差异的是,中国的政体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不同步。

三

有人已经不耐烦了,与其苦口婆心同李鸿章之流痛哭陈情（不过人家连痛哭的机会也不给）,以广东人的实干精神开了口子再说。广东人一向急功近利,不肯冗长地向四亿愚民逐一布道（天!那该多大工程?）,先直观地向体制开火再说.有了康梁失败的教训,再加上李鸿章式权贵傲慢,孙文对改良完全不抱希望,他只要革命,武装政体革命.

可想而知,过程必定艰辛,民智未开,尚需教化,武装力量对比悬殊…。好歹比历代王朝更迭有点差别的是,有海外知识群体的支持和传播,有外国力量暗中援助和施压,有国内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知识分子的认同和配合,更有传统的反清复明打江山的地下社团以命相许,10多年内大小20多次起义,终于在民族牌面上结束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之所以在前面加个“民族牌面”的状语,是因为当时根本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意识形态基础,孙中山只有打民族牌才能唤起普遍共鸣,而善果恶果也终于立马显现。

四

除了国民強制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和中山装（然而人们还是喜欢穿长袍马褂多些,譬如毛泽东）,体制里多了几个议会监察院之类的摆设,袁世凯还是当起了皇帝,大小地主乡绅们仍未与长工佃农们"平等",女人们仍在缠足,仍会被浸猪笼,婚姻仍由父母包办，父仍为子纲，夫仍为妻纲……与满清时代相比较,一切照旧不说,还多了一层新的灾难——军阀混战,包括孙中山本人也不幸被冠之以"广东军阀"。

宋教仁被刺,彻底粉碎了革命中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美好蓝图,迫使他们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其实也没有完全失败,至少体制的骨架已经确立，至少这个骨架能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简单的背书和互动），鲁迅最能代表当时这个群体的心态变化,从徬徨到呐喊,这些精英们选择了继续革命——文化革命。

学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国民思想教育角度出发，的确应该称之为启蒙，然而从历史发展方面看，这场动摇国民灵魂的运动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次直接较量，以下一串星光熠熠的名字: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刘半农、钱玄同……他们都有个共同身份:海归。某种意义上，他们几乎就是西方文化的土著传教士，尽管他们当中，有自由主义者，有社会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但面对同一个敌人:封建文化，他们却前所未有团结在一起，并且成功改变了历史。

五

陈独秀在1916年《新青年》创刊一年后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向世人宣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使吾人觉悟的是器物层面的科学，与西方比较相形见拙，遂有洋务和自强运动，其次是政治的觉悟，发现吾国政治也不如西洋，遂有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然而共和政体建立之后，政治为武人和党派所操纵，多数国民不知国为何物，缺乏国民的自觉，国民之思想人格与专制时代毫无变更。”他呼吁在科学、政治觉悟之后，要有第三次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则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恦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之际，批评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同时对新文化运动亦作了一番总结:“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个性主义、女子解放、自由平等、批判专制主义与宗法伦理、打倒孔家店，否定儒学一尊、提倡移风易俗，倡导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改革文风……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对于两千年的腐朽封建文化，毫无疑问就是一场革命。代表朝气和未来，敢于尝试的青年成为革命主力，这充分说明海归精英们对受众群体的精准定位。50年后，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原汁原味地縯绎了五四精神，并且很纯粹也很熟练地吸取了这场灵魂运动的成功经验（当然，这个人那时可是积极分子），他对青年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六

新文化运动贯穿了整个后60年历史。事实上，后来的60多年历史就是由这帮精英们演绎的。他们中的自由主义者们加入了国民党行列，社会主义者们和部份无政府主义者则创建加入了共产党。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个萌芽，发展，成熟，灭亡的过程一样，也正如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位为启蒙，知识精英们的文化革命仅仅开了个局，启蒙的对象也只到达城市民众和农村士绅阶层，并且在随后的2/30年里进展缓慢。直到共产党全面掌权，国统区里的新文化运动都未能触及占人口80%的底层农民。反倒是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对工人农民的文化教育就占有工作的极大比重。它一手拿枪和国民党争夺政权，一手拿笔，教育工农大众平等自由，识文断字。当然，这种教育明显带着政治目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仍然是宣传的主旨。但不管怎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农村部分，在共产党手里完成却是不争事实。共产党在根据地里办起了识字班，正规学校和夜校，并制度化地实现了男女平等，官兵平等，婚姻自由和基层民主。这个文化成就是在宗法伦理森严并且愚眛落后的农村地方取得的，更显难能可贵。

人的解放所爆发出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是改变历史的原动力。共产党因此而赢得政权。

七

一种暂新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被孵化出来了，巨大的冲击力甚至超出了胡适陈独秀们的预期。他们——尤其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并未意识到新文化运动贯穿到底层究竟会呈现出何种面貌，而历史也迅速地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变化。除了"个性主义"，共产党在其后的60年岁月中，不但延续并更彻底地将新文化的核心内容普及到了工人农民，而且更前卫地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灌输给了他们。这使得新文化中国不但迴异于2000年儒家传统的旧中国，也有别于西方正统，某些方面走得比西方还远，譬如男女平等。

结合了底层人民喜怒哀乐所思所想的新文化，活力和创造力完全是传统士大夫们不能比拟的，过往的文化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范围狭窄，死气沉沉。像《诗经》，《乐府》之类尚接地气的佳作自儒学独尊以后已经凤毛麟角。直至共产党诞生，其宗旨和政党性质使得基于工农大众的新文化以活泼，写实，内容言之有物，题材广泛，形式风格百花齐放使中国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深入社会，与底层人民同甘共苦，不断在他们身上汲取养分，使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所有领域都得到创造和革新——东西方文化奇迹般实现了相互借鉴和融合。这个过程，自共产党组建开始就一直在进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只是对过程的一个总结并更加明确地规范了共产党的文化方向。

那是一段火红的岁月，一段精神大解放的岁月，中国应铭记。

八

建国之后，以工农联盟为革命主力的负面因素开始发酵，以苏联为师的制度建设也日趋固化。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苗头:"打天下坐江山"的传统封建思想在革命者中有抬头迹象，而苏联式的等级分配制度又助长了这种趋势。其二，苏联式的"党领导一切"实际上是对民主甚至政治协商都是一种负面抑制。

毛泽东虽然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他却异乎寻常的追求平等，他一生视劳动人民为朋友。他希望人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打破职业和阶级的界限，实现人格上的平等，并尽量缩减经济收入和待遇方面的差别，而上述两个苗头很显然地与他的思想背道而驰。

共产党高层当中，建党初期，骨干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干将":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张闻天，周恩来，陈潭秋……，鉴于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表现以及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期间接触的人和事以及其思想倾向，我们有理由将他归入以上名单。

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介入，工人阶级干部占比越来越大，苏联直接培养的干部越来越多，到建国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直接渊源的高层已经不多了，而能起决策作用的，就仅剩毛泽东，周恩来——当然也是主要决策者。张闻天作为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国际派"，其理念实际上是与充满温情和个性主义的"五四"精神是有明显距离的，并且到毛周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了决策层。

一场全民参与的"灵魂革命"在领袖強烈的个人意志中被动地拉开了序幕。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其实这只是一场总攻性质的战役，冠之以"革命"，略嫌夸张，或许是借助政体革命的余威吧——毕竟这场文化革命早在1918年已经开始。

九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相对于无产阶级旧思想（愚昧迷信狭隘和儒家伦理下的逆来顺受），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其新思想和政治诉求应该是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反封建——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

拨开官样文字的背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宗旨其实就那么简单。

而在党内无数高层中层干部的无所适从甚至暗地阻挠中，周恩来站到了毛泽东身边。这也远不是权力依附可以解释。

最终，毛泽东依靠文化革命，在政体中实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程度的民主——三结合制。即各级政权中，由老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工宣队或军代表三种成分共同执掌，干部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十

文化更新，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和风细雨，水到渠成的。文化更新所导致的政体变革却难免伴随新旧势力的暴力斗争。像毛泽东急风骤雨式的"文化革命"，世所罕见，也正因为这种独步历史的胸怀和魄力，使之影响遍及全球并且至今余音未了。

斯人已逝，最后一抹"五四"烛光落下帷幕，转型阶段的中国，新文化尚未成形，旧文化却卷土重来。

文化的进步，任重而道远。

• 首先第一，毛主席“那套"赢得了政权。
• 总理的自我评价很客观：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