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物】甘地自传 -- 时空
第三十一章 绝 食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开始实验以水果为主食的时候，我开始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也参加一起绝食。过去我也常常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的关系。自制需要绝食，这一点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出生于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坚守一切誓约的人，我在印度的时候，就奉行“叶迦德希”和其他的绝食，不过我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模仿我的母亲并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绝食有什么用处。但是因为看见我所说的那位朋友绝食而得到好处，我便学他的样子开始实行“叶迦德希”绝食，希望借此支持节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绝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这种绝食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所以现在我便完全绝食，只是喝水而已。
我开始这种实验的时候，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①正巧和伊斯兰日历的兰赞月同时。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湿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赛义德的誓约，不但到赛义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湿奴的神庙里去。我们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罗梵月，常常是整个月实行“普拉度萨”①，我决定照样实行。
①司罗梵（Shravan），大约在公历七、八月间――译注。
这些重大的实验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这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还有几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们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其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我始终帮助和鼓励他们遵守他们所有的宗教习俗。我常常检查他们是不是天天做礼拜。其中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教规是我的职责所在。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我总是劝导穆斯林青年奉行兰赞绝食。我自己当然是实行“普拉度萨”①，不过现在我却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说明，同别人一起进行任何自制的行为，总是一件好事情。农场里有很多人欢迎我的建议。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阳落了才吃早饭，别的人并不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一点好吃的东西以招待他们。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阳上升以前吃上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别的人在绝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喝水的。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相信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①普拉度萨（pradosha），日间绝食，入夜才进食。
我们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认，我应该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谢。那些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一定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让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为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素食，以符合农场里纯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这一章中间把话题扯开，因为我不能够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插到别的地方，而且我已经间接描述过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往往喜欢把我以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们共享。绝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幸亏有“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的习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们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兴趣。
自制的气氛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农场里散开了。农场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参加我们部分的或全部的绝食，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好的。这种自制触及他们的内心究竟有多深，帮助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说不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然而我明白，对大家来说，要得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绝食和遵循类似的规矩。
绝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为目的的时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这就是说，除非伴之以不断的要求自制，绝食是没有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
绝食者其情外露，
情之所求者消逝，
眷恋之情尚存；
一俟会见上苍，
眷恋之情并无。
所以绝食和类似的纪律，只不过是达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绝食而不随之以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虚幻而不幸的。
第三十二章 当校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为农场里没有佣人，所有的事情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子树需要照顾，而且还有足够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伦巴赤先生是喜爱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获得了一些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的人，不论老少，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这个工作，孩子们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第三十三章 文化训练
前一章已经谈到我们怎样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力训练和职业教育。虽然进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可以说多少是成功的。
然而，文化训练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我既没有所需要的资料，也没有文字上的修养；而且我也没有我希望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我通常所进行的体力劳动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我又得去上课。如果不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强不睡觉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用嘴讲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读书是他们的一个任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课程能够引人入胜的时候，他们就把听我的讲解当作一种乐趣。而从他们由于听我的谈吐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上，我可以衡量他们的理解能力。
第三十四章 精神训练
孩子们的精神训练，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要困难得多。在精神训练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书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的经典，也应当有一般的知识，因此我尽力把这种知识提供给他们。然而这在我看来，不过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远在我负责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便晓得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我以为这是训练青年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训练如果没有精神陶冶，就没有用处，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①。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1912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①印度教徒分属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统称为再生族，一生分为四个修行期，即“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译注。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起来。我气极了。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体格结实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违抗过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对自己的一个儿子使用过体罚。因此时至今日，我还不敢断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当。也许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出于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难过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激发了我的思想，并且教会了我纠正学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在当时是否有效。那个青年不久便忘记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有过多大的进步。然而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常常发生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体罚。因此我从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们所经受的精神训练的体验里，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第三十五章 良莠之分
就在托尔斯泰农场的时候，克伦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个从前我没有理会过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农场里有些不规矩的坏孩子，其中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三个儿子天天同他们接触，别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样，天天同他们在一起。这使克伦巴赤先生大为不安。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为我的?儿?子不应当同这些不守规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说出来了：“你让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要学坏的。”
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使我为难，但是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什么：
“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分开呢？我对于他们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儿童是我请来的。如果我发一点儿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立刻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说老实话，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大概以为他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
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
这一次和其他类似的试验使我晓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来进行教育并将他们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会有所损失的，只要这种实验是在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的细心监察之下进行的。
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起来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们免受诱惑或污染。诚热，若把受过各种教养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进行教育，就会使父母和教员受到一种极为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觉才行。
第三十六章 把绝食当作忏悔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
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章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
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第三十八章 我在大战中所做的事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提供了军事的和其他的训练，贝克上校奉派负责这项工作。
伦敦在这些日子里的情况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没有惊慌的样子，但是大家都忙着尽力帮助做一点事情。健壮的成年人开始接受战斗员的训练，可是老弱的人和妇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工作有的是。例如她们可以为伤兵裁制衣服和裹伤布等。
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了最大力量给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她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给我设法去缝制，然后再还给她。我欢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护训练期间由于朋友们的协助，尽量设法缝制了很多衣服。
第三十九章 精神上的难关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还有，因为“非暴力”包含着一切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杀生。只要他依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杀生。一旦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凡是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的，凡是没有力量抗拒战争的，凡是不配抗拒战争的，就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则竭力设法把他自己、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
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并且在它的武装力量的庇护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参加了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并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条道路：我可以宣布公开抗拒战争，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则，对帝国实行抵制，直到它改变其军事政策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从那些可以不服从的法律的办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取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和锻炼。我正缺少这种能力和锻炼，所以我想除了为战争服役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非暴力”的观点来看，我分不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参加匪帮的人，不管他是为他们搬东西，还是在他们行劫的时候为他们放哨，还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为他们看护，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们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战争中只为伤兵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第四十章 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