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物】甘地自传 -- 时空
第三十一章 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达孟买。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同时，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当时还健在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话在那里就算是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过迟了。德里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总罢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局所能容忍的。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通知他们说，等我到德里办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买成千上万的市民挤到乔巴蒂海边去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塔库德华。游行的队伍里有少数妇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参加。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草率从事，而且我们应当对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6日晚上有一队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带着这两本禁书出来向人民售卖。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坐车子出去。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进一步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两本书的定价都是四个安那，但是我记得从我手上买书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有很多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五卢比和十卢比的钞票象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我还卖了一本书，售价五十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买这种书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卖，而我们所出卖的书并不在禁书的范围以内。政府把这些翻印的书当作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不算犯法。
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个关于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到会的几位姐妹。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说明了誓词的意义。到会的人这样少，既没有使我难过，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喜欢搞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欢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这种差异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传说。车过马都拉停在另一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把我将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诉我，并问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谢他的好意，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米凯尔?奥德耶爵士①。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上的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诸于我。我问他：“那么你预备拿我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买去，”他说道。
①奥德耶爵士（Sir Michael O’Dwyr）是当时旁遮普省的省督，他被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译注。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我被交给另一个警官看守。我们到孟买的时候，这个警官对我说：“你现在恢复自由了。”但他又接着说：“你最好是在海滨车站下卓，我可以叫火车在那里停一停。科拉巴车站可能有很多人拥在那里。”我告诉他我将乐于遵从他的安排。他听了很高兴，并且向我道谢。到了海滨站，我便下车了。有一个朋友的车子刚好从那里经过，他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捷维礼家里。那位朋友告诉我说，我被捕的消息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差不多激动到了发疯的地步。他又说：“在白敦尼附近，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县长和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去了。”
我刚刚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班尼和安娜舒亚朋便赶来，要我立即坐汽车到白敦尼去。他们说：“人民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十分愤懑，我们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才行。”
我马上上车。在白敦尼附近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那里。人们一见我便欣喜若狂。他们立刻结成队伍，空中响彻了“祖国万岁”和“上帝至上”的呼声。在白敦尼我们看见一队骑马的警察。砖头象雨一样自天而降。我要求群众镇静，可是看起来我们似乎逃避不了砖头的袭击。当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拉赫曼大街，正要走向克罗福特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阻止他们进一步向要塞的方向行进。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在这广大的人群中，我的声音决没有被听见的可能。正在这个时候，骑兵警察的警官便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向群众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枪矛。当时我以为我要受伤了。其实我所担心的并没有根据，因为枪矛挥过来的时候，只不过擦上汽车罢了。游行的队伍不久便被冲散了，他们在慌乱之中，马上成为一堆乱民。有的被人践踏，有的被人挤伤了。在那鼎沸的人海中实在没有让马走过的空隙，也没有让群众可以散开的出路。于是骑士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开一条去路。我很难想象他们会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整个事情呈现出一种极端恐怖的景象。骑士和人民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就这样群众被驱散了，游行队伍的前进被挡住了。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我在警察局门前停下来，进去向警察局长控诉警察的暴行。
第三十二章 难忘的一周！（下）
于是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达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是在准备军事行动。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
我把我所看见的情景对这位局长描述了一番。他简略地答道：“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因为在那里难免发生骚乱。而当我看到人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那些马一定会踩着人。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
“你不能这样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发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诉你，人们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来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点，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达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人们到处差不多象是发疯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骚动都应当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扰，我将极为痛心和惊讶。我不能为阿姆里察负责，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对于维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帮助。但是他们不让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们就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要他们保持平静，接着我就向他告别。群众大会是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的。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我便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舒亚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
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
第三十三章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一结束，我便立刻到纳提亚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这件事招来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绝不后悔我承认错误，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我还以为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应当兢兢业业地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却是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进展得不象原来我所想的那么快。
第三十四章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就这样，一方面，当这个争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运动正在稳步地虽然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却在全力推行，特别是在旁遮普表现得特别露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戒严的法令，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公布了，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无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和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是不足道的，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剧。
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样。我给总督写过信，发过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没有结果。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结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从为满足。这使我深感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觉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从，因为我看不出在我周围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决定不顾朋友们的建议，不去旁遮普。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每天从旁遮普源源传来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却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
正在这个时候，一手把《孟买纪事报》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直到现在我的鼻子里还闻到这种污秽的恶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动。他不喜欢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用不着做多少事情。不过按照我的性格说，像经常一样，我所担负的这种责任，就会成为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政府却来解了我的围；政府下令《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我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当这么办。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而印都拉尔也答应继续干下去。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
后来《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形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对我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了。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普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①为印度共和国前任总理尼赫鲁之父――译注。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已故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自己都被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到了一个特有的机会来深入地考察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我们好象彼此已经认识了几百年似的。凡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她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跟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棉纱。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弄明白那么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纺织布工作的园地。
当我一步深入一步地调查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时候，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使我十分痛心。当时使我惊奇的，现在仍然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这一切穷凶极恶的暴行。
为这个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也委托给我。凡是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暴行的人，我劝他去看一看那本报告书。关于这个报告书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那里面没有一句我有意夸张的话，每一件记载都是有事实可稽的。而且报告书里所发表的证据不过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一部分而已。凡是稍有可疑之点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里。提出这份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也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使读者看清楚英国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政权竟能做出多少惨无人道和野蛮无比的坏事。据我晓得的，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都没有被人推翻过。
第三十六章 基拉法反对护牛？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旁遮普这些黑暗的事件。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已故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要参加，而且如果我的记性还不错的话，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所要讨论的不单是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一面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混为一谈，而应该根据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我带着满脑子的这类思想去出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尽管它还不如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可观。我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很欣赏我的看法，叫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已故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如果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当然会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是不妥当的，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他们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就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说道：“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而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赞同，结果，护牛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
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真象是放弃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过去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只是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服用国货，而这个誓言的自然结果就是抵制洋货。土布那时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这个决议是哈斯拉特?萨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可能时专门抵制英国货。我不但从原则上，而且从实践上加以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不过是旷野中的孤鸣罢了。我所以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玩忽责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他们就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一点点英国制造的货物。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结果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给我们一点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另一方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还处在这个两难的状态中。
我因为不大懂得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觉得很不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上发表辩论式的演讲。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会上曾经用乌尔都语讲过话，不过只有几分钟，而且只是向听众作一点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这里，我所面临的是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如果不是敌意的听众，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并争取他们了解我的观点。然而我把一切羞涩的心情都抛弃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没有错误的经过选择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讲话，而是用我所能讲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向听众表达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做到了。这次集会给我一个直接的证明：只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如果我用英语讲话，我就不能对听众产生那天我所造成的印象，而穆罕尼也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挑战，或者就算他说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不能找到一句适当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一个新的思想，这多少使我感到为难。最后，我用了“不合作”这个字来描写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上采用这个字眼。当穆罕尼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者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话，那他所说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和政府不止在一件事情上进行着合作。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停止和政府合作，才能够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字，我当时对于这个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没有对这个字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说：
“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的话――愿上帝禁止这样――他们就将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象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字才流行起来。在当时它还埋没在会议的记录里。事实上，一个月后当我在阿姆里察国大党的会议上支持合作的决议时，我仍然希望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第三十七章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将成千的旁遮普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是在戒严法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而所有的证据又都不充分，办理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法庭。这种公然违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继续监禁是不可能了。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以前，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截至这个时候，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我的发言限于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此外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许多情况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其他人也都不满意。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辛哈勋爵也参加了意见，这就显露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
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就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欢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神气。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屋里因为过分拥挤，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并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在这个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我的棕绳木床，倒显得很庄严的样子。
不过我不应当占用这一章来描写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便觉得对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应当注意。就这个问题来说，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样还有基拉法问题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坚决主张应当拒绝，认为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和不能令人满意。已故罗卡曼尼亚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声音却又非常清楚。我企图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如果我不参加大会的其余几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样我就免得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的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我的建议并没有为这两位前辈所赞同。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拉拉?哈基山拉尔。他说：“那是断断不可的，那样做会大大地伤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了马拉维亚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那就得进行表决。然而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既没有这种条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议案写好，胆战心惊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加以赞助。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意见分歧虽然并没有产生恶感的任何迹象，而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但是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种种方法，要把鸿沟消除，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用他那亲切的态度，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经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诉他捷朗达斯的修正案在我看来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反对。”德希班度后来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妥协已经达成了。”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阴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作为我在这几章里所谈到的一部分经验。
这次的妥协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责任。
第三十八章 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仅仅是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四十章 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译注。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把我从困难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带了一个纺织工人兰芝先生从拉底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他们在古遮拉特内外带动了一帮人从事手纺棉纱的手艺。甘嘉朋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是很动人的。当这个不识字但是沉着的姐姐坐上织布机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于旁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