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献丑原创】回望毛泽东之--回望“大跃进” -- 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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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毛泽东之--回望“大跃进”

　　作为后来人，当我们回望“大跃进”的时候，目光很难仅仅就停在“大跃进”发韧的1957年，甚至很难停在“反冒进”的1956年，历史的指引，使我们的目光一直延伸到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1949年。。。。。。。。。

　　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果，是要在中国建设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和人人共富的社会主义，这应该是当时共产党内的主流共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参加革命的承诺。如果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去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才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采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经济的方式，也仅是作为恢复战后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议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刘少奇关于“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在党内被非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总结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大意）。这句话是几十年实践后的总结，而并不是49年党内的主流共识。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共识明了、简洁：1、无产阶级专政；2、公有制。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被认为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剩下的是建设“公有制”的问题。

　　在党内，建设“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是题中之义，无庸置疑，无非是用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还是用一个五年计划来完成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设想是用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就像原来设想用5-8年打倒蒋介石一样。

　　经济恢复时期一结束，共产党的重要经济工作都是围绕建立“公有制”这个问题展开的，1953年党内的新税制之争，薄一波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陈云也针对新税制提出了系统的批评意见，批评核心指向一点：看似公平，可严重加大了“公有制”企业的税赋，妨碍了“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从1951年起，共产党就开始着手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毛选五卷收录的第一篇关于互助合作文章《要把农业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写于1951年。该文的注释表明了毛、刘对互助合作的分歧，但这种分歧表达的是党内对公有制建立速度快慢的分歧，而不是搞不搞“公有制”的分歧。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之初，共产党人不能说不谨慎，困难考虑的不能说不足，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异乎寻常的顺利，完全出乎了共产党人的预料，随后的农业合作化的风起云涌，伴随着增产增收，无不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及党内一批人对加速建立全面“公有制“的信心，在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论，以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的“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 ，走快了。”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全面发行和学习而暂时平息。

　　到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发动反冒进运动，再一次挑起了农业合作化是不是“走快了，走急了”的党内争论，更危险的是，在社论中引用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第二个序言中一段话时，通过裁剪，将反右倾的论点变成了反左倾的观点，直接针对毛泽东，引起毛的震怒（见毛泽东传1949-1976 P773页），发起了对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批判。

　　“反冒进”的理论基石是革命的阶段论和条件论，这种争论一直贯穿着中共的历史。如果依此观点，中国的民主革命一定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抗日战争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这些都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历史的经验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公有制”建立过程中的混乱，不能说毛泽东没注意，但毛泽东对这种进程中的混乱，态度是一贯的，对比一下《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的赞赏与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的赞赏，是何其的相似，简直就是把“糟得很”和“好得很”的争论直接搬到了1956年、1957年。

　　“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加速建设“公有制”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对外抗美援朝，对内“边打、边稳、边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进行农业合作化都取得重大成就的前题下进行的，巨大的成就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似乎看到了加速完成“公有制”建立的客观可能性，兴奋过度，以至于使“大跃进”运动完全失去了节奏，其消极后果在58年中期就开始显现出来，毛泽东并不是不清楚失速、失去节奏的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有他58年后期在几份有人饿死的报告上批复核实情况的报告为证（我忘了是《毛泽东文稿》的第几集了）。

　　一般而言，在充分估计困难后，突然取得大胜，容易冲动，这是常情，很难避免。以抗美援朝为例，经过艰难诀择，派兵援朝，一、二、三次战役获得巨大成功，结果，第四、五次战役急躁起来，判断、决策偏于乐观，一下就失去了节奏，损失巨大。

　　一时的失控和失速从来都不是毛泽东耽心的重点，不说战争年代，仅以“镇反”、“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在进行过程中都有过头的倾向和做法，都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起步时有点过头，在进行的过程中进行调整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和做法。“大跃进”的消极影响出来后，毛泽东也在着手进行调整，但调整失败，以至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大跃进”调整失败，不能不说与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温相对“庐山会议”有精彩的文章贴出，史料丰富，让人受益非浅。我是没有什么新的史料贡献大家，不过，要回望“大跃进”，不能不回望“庐山会议”，我倒是有一点不同的解读，不知能不能自圆其说？

今天就不写了，哪天有兴致，抽空再写一个业余水平的“回望59年庐山会议”，让大家批判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