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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浅谈江青九大进入政治局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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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

  口述人:李传俊,1942年8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口述时间:2004年7月30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王:你对张春桥、姚文元怎么看?

  俊:他们什么事都特别谨慎,不轻易表态。姚文元这个人有时神神道道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楼上突然下来到我们房间转一圈,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又来了,他坐这儿,我在对面,他口述让我记录:“当前大批判的方向……”他嘴里念叨着,我就记录,念叨完了我记录完了,就交给他的秘书,时间不长清样印出来了,他稍加修改就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李:社论都口述啊?

  俊:字不多,也就两三千字。

  王:他写完社论都要送给主席看吗?

  俊:他是特别谨慎的,而且摸不出什么规律来,很少轻易表态,大的社论说要送主席审阅的。

  李:姚文元平时跟你话多吗?

  俊:话不多。张春桥话多一点,他有时候还下来到我这儿看一看,问问情况,张春桥好像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张春桥的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胸有成竹,写的草稿干干净净的,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候写到两三点钟。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我觉得这点还挺好,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我接触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两性关系的事一点都没有。张春桥爱人文静在上海,姚文元爱人金英也在上海,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家属带来,后来都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了,张春桥也没让文静过来。姚文元的爱人后来才给调过来。他们都是很不顾家的主儿!

  张春桥跟工作人员相处比较平易近人,他从上海来,几次都是江青秘书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他,江青秘书杨银禄跟我说必须得说“代表江青”去接他,还有王良恩代表中央办公厅去接。

  李: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一般你们两个人同时去接?

  俊:同时去接。到机场以后张春桥下了飞机,握握手,车都准备好了。到那儿我给他敬个礼,说:“春桥同志你好!我代表江青同志来接你。”王良恩也给他敬礼。接了以后,当时也没有开道车,坐“大红旗”,我在前面,他跟我聊天,聊聊北京怎么样啊,社会发展情况。很自然,他没什么架子。

  李:你一般都跟他说点什么呢?

  俊:我不主动跟他说话,他问我就说。他问: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啊,累不累啊?因为他也没带秘书,所以他早晨起来在钓鱼台散步,有时我陪着他,他就跟我聊天,他说你要忙就不一定陪我了……

  王:张春桥确实比较平易近人,在他手下工作和在江青手下工作不一样。姚文元那人就平时话语不多。

  俊:姚文元学英语很刻苦,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后来杂志他都能看了,挺聪明的。他这人的脑子专走一根筋,感情不太丰富,不像张春桥。张春桥你要到他办公室去,还有点笑容。比如有时我去跟他说杨银禄又来电话了,江青请你看电影。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手头上的事还没完呢,半截思路打断了……我说要不就告诉杨银禄不去了?我刚要出门口,他说:“算了吧,我还是去吧,让司机备车!”

  许世友来北京要求见张春桥,因为当时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就把这个记录送给张春桥看,张春桥跟我们说“不见,就告诉他没时间”。

  李:许世友见张春桥,要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

  俊:当时张春桥还没有专门的秘书,他的秘书何秀文在上海,十大以后他在北京稳定了,才又给他安排了专职秘书。

  李:在以往的传说中,总是说许世友不买张春桥的账,总给张春桥难堪,根本不理他!现在照您一说,事情是反着的:许世友要见张春桥,张春桥不见他!

  俊:因为当时张春桥地位高啊,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才是军区司令员。我记得许世友秘书两次电话说要求见,我亲自跟张春桥本人说的,张春桥说不见!

  李:那您怎么回话,也跟许世友秘书说张春桥不见?

  俊:说“没时间”就完了。

  李:跟张春桥共事,您还记得还有点什么事吗?

  俊:后来,他看我们清理文革小组的资料里有30年代的作品,有从韦君宜和杨述家抄的画册,他说你给我拿来看看。里面有关美学方面的,有人体美、裸体的摄影等等。他说,看完我会主动退给你的。果然,几天后就退给了我。

  李:张春桥和姚文元平时看什么书啊?

  俊:姚文元的书,连线装本都有,因为姚文元让我们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去买过好多书,一大摞。

  李:都是抄家来的?

  俊:对,但都作价了。那当然优惠了,大概一本也就一两毛钱吧,买了一摞。他看书特别快,线装本老书没多会儿就翻完了。他文学方面还是不错的。张春桥也爱看书,但张春桥很文雅,经常听听音乐。大部分都是施特劳斯的,他在房间地毯上漫步,哼着小调。

  我记得有这么件事: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嘛,三老四帅对中央文革不满嘛,拍桌子了。当时叶剑英写一首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这是忧国忧民,对文革不满,但套用的词牌是什么,出处在什么地方,当时谁都不回答,问郭老(郭沫若)也没音信。当时张春桥就说这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他对现实社会不满!这个出处就找到了。还有《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给张春桥写信,她说她现在很苦闷,她想再写《青春之歌》第二部,请求张春桥给一点指示。像这些文人,他都有交往,而且他这方面的修养不错。

  李:他那房间里的书主要有什么呢?

  俊:历史的比较多,文学的,哲学的。

  李:有马列的书吗?

  俊:当然有了,这是每个房间必备的。他读的比较多,古书看的也多。特别姚文元古书特别多,一有时间就看书,博览群书,绝不浪费什么时间。不愿意看电影,两人都不愿意陪江青看电影,但是也都没办法,也都跟着去。

  李:他们有点生活情趣方面的享受、爱好没有?

  俊:像姚文元基本看不出来,就喜欢看书,有点苦行僧的劲头。张春桥就是有时候自己吟诗,在房间里踱步,听听音乐,朗诵诗,有时在钓鱼台的湖边散步时哼两句。大部分是吟诗,背诵名人的,我觉得他挺有情趣。有时候跟孩子通电话,还有点父爱的亲情。书画也有,但没看见他自己写和画的。

  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菜一汤,当然做得比较细了,肉丝切的比头发丝粗点吧,就这么简单。包括碰头会,吃的也是家常菜。

  李: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好侍候吧?

  俊:比较好侍候,没这么多事。衣服有钓鱼台的洗衣房,饮食有专门厨师,出行有专车。那时他们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

  李:有人写文章说,张春桥是“摇羽毛扇的”,形容他有点阴险,您在日常相处当中有这种感觉吗?

  俊:因为他们之间商量事的时候,我接触不了,张春桥的个人私事更无法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接触不到本质问题。

  李:王、关、戚您都接触过?

  俊:王、关、戚就接触多了,因为王力、戚本禹在我们楼上,关锋在十五楼。王力这个人很和气,我给他送文件很和蔼,从来也没有发过什么脾气。相反,戚本禹倒稍微牛点,年轻气盛,他是中央文革成员当中最小的,比姚文元还小一岁,一九三一年生,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写那个《忠王不忠》评李秀成的文章,总理都夸他是青年历史学家嘛!他原来在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工作,有时候爱发脾气,我看跟他的秘书程里嘉瞪过眼,有时候对底下的人不是太客气。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傲气,个子高高的,也有点派头,人称“戚大帅”。

  郑:关锋呢?

  俊:关锋在十五楼,接触最多的是他的秘书瞿怀明,关锋也挺和蔼的。

  李:其他的小组成员您还有没有深刻印象的?

  俊:穆欣比较早就离开了钓鱼台。王任重、刘志坚是副组长,他们时间也比较短,当时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住在钓鱼台二楼,各带两个秘书。1967年1月,王任重、刘志坚都被打倒了。刘志坚对底下的人比较苛刻,刘志坚刚一倒,他本来腿不好,警卫员小黄还踢了他一脚。

  李: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您还观察到哪些外人不了解的现象?

  俊:我看出来江青跟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整理者注)有矛盾。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一次批陈整风的华北工作会议上,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江青说陈伯达是你们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然后提到了关于河北磁县武斗是陈伯达搞的,挺厉害的。她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挖碉堡,也可以设铁丝网,文攻武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江青说的是对付武斗升级的问题,吴法宪在旁边说:“江青同志你还懂军事啊?”江青大发雷霆,拍桌子说:“我跟随毛主席三十多年,怎么不懂军事啊!”把吴法宪给顶回去了,吴法宪挺尴尬的。这是华北工作会议上的一个小插曲。

张姚王关戚,都提到了。

通宝推:乾道学派,苏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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