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tul Gawande：论教学与教练的区别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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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一群教师谈论教学问题多少让我有些尴尬，这话必须说在前面。我之所以开始写作与研究，正是因为我想要理解你们的工作。当初刚刚开始写作与研究的时候，我本人也是一个正在受训的学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希望我的业务水平能够超越胜任的档次。我想理解究竟应当如何逐渐掌握我所做的事情，甚至有朝一日达到精通的程度。因此我想理解，仅仅胜任某事的人们与精通此事的专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跟踪调查那些现在各个领域达到精通水平的人们。我发现他们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也并不是天才。相反，他们在我看来是一群深刻理解了自身固有缺陷、工作体系固有缺陷以及怎样克服这些缺陷的人们。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写作。住院医生做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向《纽约客》投出了第一份稿件。我真没想到这篇稿件居然发表了，更没想到这种题材居然真有人感兴趣。我很幸运，因为我所关注的题材也在很多其他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以至于教育中心今天居然专门请我来讨论教育问题。那么我就冒昧说两句。

很多人都认为“胜任”与“精通”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很多行业都未必如此。只有当一个行业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这种距离。越是困难的任务越能区分胜任与精通，简单的任务则不行。假如给你三张牌，让你数清一共有几张，那么胜任与精通之间的差距并不很大。但是假如你要给七年级学生上课，或者做手术，或者维护某人的健康，或者经营政府项目，或者自己创业，那么这个差距就很大了。这正是复杂性的特色。实际上复杂任务会形成一条曲线。对于我们这些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一点尤其考验人，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监督，我们要向其他人承诺我们将会做到什么。

胜任与精通之间的差距之所以令人不安，首先是因为这个差距的确存在，其次是因为这个差距的体现形式往往不符合人们的预期。在我们这一行里面，最优秀与最糟糕的从业者之间的水平差距的确非常大。全体医生的水平分布是一条钟形曲线，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呆在中间，这就是复杂性活动的天然模式。但是公众的期待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培训与相当程度的实践之后，这张图像看上去应当呈现出曲棍球棒的外形。大多数从业者都应当汇聚在精通的右端，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左端。如果我们想要提升教学水平或者医疗质量，只要解雇那些拖在后面的少数人就行了。可是在钟形曲线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达到了优秀的程度，而且他们将其他人都远远抛在了身后。无论是对于一般公众还是对于从业者来说，这个图像都让人非常不放心。

我们可以在外科手术领域以及许多其他医学领域发现钟形曲线的范例。比方说肺炎护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诊治这种基本疾病，可以说驾轻就熟，可是医生的表现依然能分为极好与极差，绝大多数医生都源于两者之间。再比如说疝气手术。这是所有外科手术当中最简单的，术后第一年的复发可能性大约是5%。不过我听说多伦多有一家号称疝气工厂的Shouldice 医院，将这个简单的小手术变成了一门艺术。这家医院的疝气手术术后一年内复发率只有0.5%。至于在糟糕的另一端，我听说美国有些医院的疝气手术复发率可以达到25%。

不过我本人最感兴趣的疾病是囊肿性纤维化。这是一种基因病，患儿会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出现发病症状。这种病症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症状。在我开始研究的时候，病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我之所以对囊肿性纤维化感兴趣，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医学实践完全符合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研究基金会、病人与医生共同合作；病人的父母组织起来，在全国建立了117个护理中心；各个中心的护理团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树立了完善的标准化行动指导，提供了最好的护理实践。他们落实了护理事项的检查清单。他们让公众监督自己的护理结果，你可以在网上查询护理你的子女的中心表现如何，该中心收治的病人的平均存活年龄是多大。你可以检查该中心患儿的平均肺功能与体重数值——患儿身体健康的两个主要标准。按理说这些机制可以让每个人都提升到精通的水平。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取得了令人侧目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将囊肿性纤维化病人的平均存活年限从6岁提升到了35岁。但是就算这样钟型曲线依然存在。表现最好的护理中心的患者预期寿命是47岁，最差的护理中心的患者患者预期寿命则是二十五六岁左右。所以问题在于这一差距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去了一家中等水平的护理中心，我想看看他们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我去了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从硬件条件来看，这所医院不应当处于中游，可是他们的实际表现却低于平均水平。这所医院是美国排名前十的儿童医院。医院里的囊肿性纤维化治疗项目负责人是学科领头人之一，如今通行的许多治疗规程都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这所中心就相当于教育界的政府特许学校。但是看看数据的话，这里的患儿预期寿命却没有跟上外在条件。我原本以为这家医院只是名声在外，但是从业人员的水平却不太好。但是我在这家中心却见到了一群极为尽职尽责的人们。医院里一共有250多名囊肿性纤维化患儿，每一位医生都能将每一个患儿的情况倒背如流。医生与患儿家庭联系密切，患儿家庭对医疗团队也充满信任。在我看来他们采取了一切需要采取的手段。我去的时候医院里正在为患儿集体接种流感疫苗。许多儿科医院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往往都有疏漏，但这里采取了各种手段保证每个孩子都得到接种。

接下来我决定要去水平最高的医院看看。这些医院肯定有什么秘密药物，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些医院的表现这么好呢？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送到这些医院里的患儿的身体状况原本就更好，毕竟囊肿性纤维化变异的种类本来就很多。用教育来打比方，或许这个教学项目的参与儿童家境普遍较穷，那个项目的参与儿童家境普遍富裕，所以才会有结果的差别。也许这个中心里病情较轻的患儿数量更多呢。对于囊肿性纤维化来说，最严重的变异名为delta-F508。这家中心是明尼苏达大学Fairview医院中心，主管人是沃伦.沃里克。由于这家中心的名声传播广泛，许多病情最重的孩子都来到了这里，以至于这家中心具有delta-F508变异的患儿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中心。但这里的表现依然比其他中心都好。来到这里之后我让沃里克医生向我展示这里的规章，他向我展示了与其他中心完全相同的做法。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他们遵循着同样的护理规程，但是他们的结果却非常不同。

我不知道沃里克医生究竟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于是我旁听了他的一次门诊，并且体会到了病人在这里的感受。病人在这里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我必须用一个事例跟你们讲清楚。这天早上的病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吉奈尔的十七岁少女。她在6岁那年被确诊患有囊肿性纤维化。她这次是来进行三个月一次的例行体检。她染了一头披肩黑发，涂着浓重的眼影，眉毛上穿了眉环，鼻子上打着鼻钉，舌头上打着舌钉，两只耳朵上穿了好几个耳环。她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七十六岁的沃伦.沃里克医生坐在另一个角落。他身材高大，略显驼背，衣着落伍，看上去就像一个出身英国的知识分子。他穿着粗花呢外套，手背上布满老年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吉奈尔聊天。

“最近怎么样啊，吉奈尔？”

“还行。”

“学校怎么样啊？”

“还行。”

“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还行。”

“那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肺功能图表吧。”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套图表。顺便说一句，肺功能是关键性指标，因为这种疾病会在肺部积累类似胶水一样的粘稠分泌物，病人必须依靠药物与理疗来保持肺部的正常功能。图表显示吉奈尔的近期肺功能情况有一定波动，数值在109%到90%之间摇摆。换句话说，她的肺功能在最好的时候比健康儿童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出9%。我在辛辛那提大学儿童医院见过同样的表格，我很清楚这些小幅下挫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测量本身也并不完全精确。但是沃伦的工作方法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你的数字在这里下跌了呢？”

“我不知道。”

“这几天你感冒了吗？”

“没有。”

“发烧了吗？”

“没有。”

“咳嗽了吗？”

“没有。”

“你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错过了治疗呢？”

“没有。”

“一次都没错过吗？”

“偶尔错过了几次。”

“偶尔是什么意思？”

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吉奈尔嘴里把实话掏了出来。原来过去三个月她一次理疗都没有做过。

“你为什么不接受治疗呢？”

他看上去并不意外，也并不生气，而是完全的好奇。就好像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一样。他继续追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妨碍了你接受治疗呢？”

“我不知道。”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于是沃里克医生决定采取新策略，也就是把我抬出来。他转向我说道：

“囊肿性纤维化病人很有趣。他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总想做实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解释实验结果。这次吉奈尔做的实验就是停止接受治疗。结果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来看看数学结果吧。”

说着他拿出一块很旧的黑板。

“假如你患有囊肿性纤维化却不接受治疗，那么在任何特定的一天里你因为肺病而住院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概率大概是0.5%。假如你患有囊肿性纤维化但是接受治疗，那么在任意一天因为肺病住院的可能性大概是0.05%。如果只看一天的结果，这两个数据差距不大，基本上你的健康在任意特定的一天都有100%的保障。但是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会怎么样呢？”——他的数学功底令我非常钦佩，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指数运算——“假如你坚持接受治疗，那么整整一年不进医院的可能性是83%。但是如果你从不接受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不住医院的可能性就只有16%。”

然后他说：“吉奈尔，你想怎样一辈子保持健康呢？你要怎样才能活到老年呢？我没有答案，我只有统计数据。”

这段话让我看清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为什么如此精通本行的原因。所谓卓越并不是好与坏之间的区别，而是精通与胜任之间的区别，也就是99.5%的成功率与99.95%的成功率之间的区别。很多行业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假如你为红袜队打比赛，那你就要接住对面飞来的棒球；假如你为Fedex送快递，你就要递送隔夜包裹；假如你是做芯片，你就要保证芯片的合格率。教师与医生的工作也是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点差别在我们的行业当中能够影响到他人的生活乃至生命。而沃里克医生决定为了吉奈尔将这点差距填补上。

首先他要深入了解吉奈尔的生活。他发现吉奈尔的生活很丰富，有很多事情都会牵扯她的精力，让她不能及时接受治疗。比方说放学之后她要去打工，因此晚上回家时间很晚，来不及吃药，也来不及使用雾化呼吸器或者穿着理疗背心。此外她还认识了一个二十二岁的新男朋友——沃里克医生认为她现在找男朋友实在太早了（笑声）——于是她放学之后就去打工，下班之后就去男朋友家，总之就是不回家。此外学校里也制定了新规矩，不允许患病学生不能自行服药，而是要将药物送到医务室，由医务室的护士监督服药。她一天要吃两次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而且她很不愿意每天去两次医务室，于是她就逐渐不去了。“太麻烦了，”她说。

于是沃里克医生与吉奈尔达成了协议。“我要你每天放学之后回家接受治疗，我可以跟你的老板商量一下，让他提前放你回家。然后我还要你提供一位闺蜜的电话，并且允许我通知这位闺蜜督促你按时吃药。”——显然这一招对付青少年很管用——“至于在学校里吃药的问题，把最重要的药物随身携带，在你方便的时候吃下去。”

一听这话吉奈尔瞪大了双眼。

“他们肯定不允许啊，”她说。

“别告诉他们不就行了？”（笑声）

这样一来沃里克医生就将自我照顾转换成了叛逆之举而不是循规蹈矩的行为。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到医院里住几天，接受一下密集治疗，把你之前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今天吗？”

“是的，就是今天。”

“明天行吗？”

“我们已经错过很多了，吉奈尔。我们要及时承认失败。”

话说到这里吉奈尔哭了出来。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沃里克医生对待吉奈尔的方式以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对待其他病人的方式。在我看来，他与其他那些成功应对复杂任务的人们有几项共通之处。首先，他确信自己的任务具有道德意义。他当然有职业目标，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具有怎样的道德内涵。对于他来说，职业目标就是让这个孩子活到老年。当然他不可能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所以他必须教会她照顾自己。

第二点，他意识到想做到这一步需要极其勤勉。我所谓的勤勉就是细节决定成功的意思。复杂任务的特质之一在于任何一点细节都能以非线性的方式导致极其显著的后果。少吃一剂药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年内入院的可能性是83%而不是16%，此后更有可能可能根本活不到预期年龄。我听过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登的故事。他为UCLA校队执教期间曾经在十一年里拿了十个NCAA冠军。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他会教导每一位第一天入队受训的大一球员如何穿袜子。他会亲自示范，脱掉鞋袜，然后再将袜子以正确的方式穿上去，也就是把袜子卷起来，顶着大拇脚趾，然后一点一点拉上去，裹在脚后跟上，并且完全贴住小腿。他让每一个学生都一点不差的将这只袜子穿上去，然后在另一只脚上再重复一遍。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假如袜子穿的不平顺，脚上就会打水泡。假如脚上磨出了水泡，不仅会终结这个赛季，还会危及下个赛季。其次，他想让学生们理解细节造就成功。

沃里克医生展现出来的第三项特质是创意。所谓的创意指得就是他能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吉奈尔问题，比如让她的朋友来监督她或者劝说她偷偷吃药。但是他所从属的医疗机构每年要整治三百多个囊肿性纤维化患儿，就算他坚持这一套做法，他的同事们的表现也依然会分布在钟型曲线的两边。因此他还推出了一套同样富有创意的做法。他每周周二都会召集同事们开会，医生与社工要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在这一周将要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这种做法我在其他医院里从没有见过。他们会在会议上交换各位患儿的肺功能与体重数据，并且分析每一个可能的问题。他们的数据为什么变糟了呢？他们为什么住院了呢？为什么他们要请一周病假呢？假如沃里克医生在会上发现某个护理计划还有在他看来可以改善的余地，一定会及时提出。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认同这种做法。有一位医生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很讨厌被人指手画脚。但是其他人对这套做法却非常投入。这家医院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出现青少年病患死亡病例了，这个成绩在全国的医疗中心是绝无仅有的。

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出自S. Gorovitz与 A. MacIntyre之手。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失败的本质。他们在文中认为，人类失败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无知，也就是成功所必备的知识尚且还不被人类所掌握。其次是无能，也就是某一位或者某一群人不能将知识运用在实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如何产生影响。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生活在无知当中。我们不理解物理世界，不理解生理机制，不理解如何教育人。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知识与科学。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知道糟糕的做法是什么，有时候还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无知的问题依然存在，比方说我们不理解经济运行规律，不知道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知道如何让初中生主动学习。但是钟形曲线顶端的人们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与经验，只不过这些知识与经验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实际行动。从业者的表现就像新科技与新发现一样重要。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复制那些曲线右端的人们的行为，如何让更多的人们成为沃伦.沃里克，怎样改变曲线的形状。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没有教育，人们的能力只会随机分布在曲线的各个位置。教育的功能就是改变这条曲线的形状。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很有趣。教师与医生的培养都遵循教学模式。我们都要在学校里待很长一段时间——医学生上学的时间尤其长——然后你就毕业了。理论上来说，你已经赢得了参加实习并且积累经验的资格。从那之后你的职责就是继续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自然这是一辈子的任务。培训体系的责任不仅仅是在此时此刻教给你知识，还要教会你自学的能力。这种做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茱丽亚德音乐学院就是用这种方法培养音乐家的。茱丽亚德的毕业生们全都积累了一万小时练习时间，此时他或者她还并不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但是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伟大的能力。这种培训方式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运动员则遵循截然相反的模式。运动员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已经尽善尽美，不过他们将如何进步的问题交给教练去操心。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都会雇佣教练，就算拿到了冠军他们也不会解雇教练。他们觉得他们依然需要教练的帮助。根据运动员的世界观，教学模式对于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看法非常幼稚。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达到并长期维持最佳状态。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种说法。我是一名医生，我属于非运动员的阵营。所以我决定采访几位业内高手，问问他们如何达到了如今的水平。我给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去的电话，他居然真的回电了——“我是《纽约客》记者”这句话还是很管用的，现如今光说“我是哈佛毕业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我问他为什么器乐演奏家没有教练，而棒球投手却有教练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不用教练的做法是错的。”他从来都有教练。他的教练就是他的妻子。他与妻子当年是茱莉雅的音乐学院的同学，毕业以后他的妻子放弃了职业演出生涯，一心一意辅导他。每次他表演的时候，她的妻子都会坐在观众席上评估他的表现。演出结束后他问妻子自己表现如何，她总会说“非常好”。几个钟头之后或者等到第二天她才会说：“你知道吗，你的哪个小节听上去有点生硬了……”演奏音乐的最大挑战就是听清楚自己的声音。演奏小提琴的身体动作与投入心态会妨碍你准确地辨识自己的演奏效果，因此在四十多年的表演生涯当中他的妻子一直担任他的备用耳朵，他相信这正是他的成功关键。

这是一位世界级艺术家更上一层楼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只想尽力而为的普通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怎样才能更接近一点沃伦.沃里克与伊扎克.帕尔曼呢？让我感兴趣的事，教练现在已经打入了教学领域。研究表明，决定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班级人数，并不是考试次数，而是老师的水平。如今的政策制定者们惯于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比方说解雇水平较差的老师，惩罚教学水平较差的学校，为教学水平较好的老师提供额外奖金，等等。其他人则认为要向老师提供教练辅导。加州的研究成果表明一般方式的专业人员培训没有效果。按照一般的做法，你参加一个工作室，学会教育数学或者英语的基本方法，然后你在模拟试讲当中采用这些方法并且接受评估，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学校并且在实践中尝试这些方法。6个月之后的调查表明，老师们采用这些教学方法的比率还不到15%。另一个研究部门进行了同样的培训，但是他们派出一位熟悉这些教学方法的老师到受训人员的课堂上回访，观察这些受训老师的表现，并且在下课后对他们进行点评。这样做的次数不用多，一个学期也就两三次而已。6个月之后老师们采用运用新方法的比率达到了85%。这就是教练的力量，目前美国有200多家学校都采用了教练培训法。

当然现有数据还不足以表明学生的学习质量是否得到了提高，于是我就造访了其中一家学校，想获得一点亲身体验。我来到了弗吉尼亚州阿伯马尔县的莱斯丽.沃尔顿中学，这座学校采用教练模式培训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可以选择接受教练指导，入职不到两年的新手老师则必须接受指导。我跟随一支教练队伍旁听了珍妮.克利策老师的授课。这位老师已经有十年教龄，教学科目是八年级数学。这节课的内容是简化根数。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的课程，只是普通的课程，换句话说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根数。这堂课上她要让学生掌握三个极为抽象的概念：根数、完全平方数与因式分解。我觉得这项任务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做到了这一点。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根本看不出来她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余地。但是教练总认为你还可以改进一点，于是在课后他们将珍妮的教学过程掰开揉碎又重新过了一遍。

教学世界就像医学世界一样也存在着钟形曲线。你会注意到表现最好的人，他们是钟形曲线里的正向偏差。然后你就要分析这些正向偏差。分析内容包括课堂掌控能力，备课，时间管理，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指导结构。吉姆.奈特是堪萨斯大学教练中心的主管。他专门负责教育辅导老师的教练们如何观察特定细节，基本上就是提供了一张优秀教学方式的核查清单。清单上的问题包括：备课是否周密，是否尊重学生，与单个学生互动效果如何，与学生谈话水平高低，能否理解学生的实际进度。然后他们就会挑选出这名老师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

人们正在辩论究竟让受训老师自己挑选需要加强的领域还是干脆告诉他们哪些领域需要加强。事实上老师都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新手教师往往掌握不好教学风格，但是珍妮已经轻车熟路了。她更担心自己是否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此时已经是年末了，期末考试马上要开始了，她很担心自己现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教学，而不是为了照顾各个学生的进度而教学。教练说她的担心很有道理——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说教室里至少有四名学生心不在焉，对这四名学生需要试一试不一样的教学策略。当教练将这四名学生的名字点出来时，珍妮说：“我觉得你是对的。”原来这所学校采用了交谈学习法，将两名学生分成一组，让他们通过相互交流来掌握知识点。这四名学生正好是两组，而且都是一男一女，很可能是这种安排妨碍了他们的交流。珍妮与教练组并没有将他们四个重新安排成男男女女两组，而是向他们教授了几条交流技巧。这一天珍妮还要另外再上三节课，她将这些技巧交给了其他学生，并且取得了很不错的结果。后来她对我说，每次接受教练指导都会发生这种事。“我自己能想到的进步方法都用过了。”事实上她曾一度觉得有些倦怠。对于她来说教练培训是极大的的改变。她的压力变小了，还觉得自己比以前效率更高了。在我看来她是一位很好的老师，而且我也的确看到了她的提高。

今年是我成为外科医生的第十年。我也觉得我自己的本事都已经使出来了。在最初的三四年里年我能感到自己的水平飞速提高，然后我的进步就越来越慢。有时我觉得我已经很擅长我的本行了，但是我也意识到我进入了平原期。于是我去询问一位已经退休的同事，在我的培训期间他是我非常敬爱的老师。我问他愿不愿意回来观看我做手术。他的观察力很强，只看我做了二十分钟手术就挑出了好几个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结束后，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来回顾手术过程。他说：“当手术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你习惯将右手手肘向上抬起，这个姿势很别扭。其实你只要动一动脚步，改换一下站姿就可以了。此外你还有视野狭隘的问题。”——神经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带上放大镜，这一来我的视线就被局限住了，意识不到病人的其他反应，比如血压的下降——“你必须更密切地注意病人的各项生理参数，经常看一下仪器读数。而且由于你带上了放大镜，你并没有注意到无影灯的灯光在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内没有照在正确的地方。”他还指出我错过了好几个让团队其他成员参与进来的机会，也错过了若干教育住院医生的机会。

这套做法的效用很显著，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经手的病人的并发症发作率降低了。我不知道这一点能否持续下去，至少在这一年里的复查结果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关键并不在于我本人的水平有没有提高，而是在于我的团队是否得到了整体提高。就好像沃里克医生希望提高整个中心的水平一样，我只是整个教学项目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教育孩子或者救治病人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相同的进化过程。哪怕只是与一两代人以前相比，如今的做法也已经复杂得多了。现在老师给八年级学生教授的数学概念足以让欧几里得想破脑袋。如今的医生说要诊治一万三千多种不同的病症。我认为各行各业当中最辛苦的就是教师与医生，培训水平最高的就是教师与医生，但是社会整体依然对这两个行业的水平感到不满。成本的钟形曲线与业绩的钟形曲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许多花费最高的场所的业绩表现都只位于中游，表现最好的场所的成本往往也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全都是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只擅长整体工作的一小部分，却没有多少兴趣去考虑怎样将各个部分拼接起来。我们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才，却未必有了不起的医疗与教育。无论是对于成本来说，还是对于接受服务的人们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更好的效果。换句话说，每一位个人都不应当被落下，都应当对最终结果有所贡献。对于医生与老师来说这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转换过程。老师不愿被学生打分，医生也不愿被病人打分。身为职业人士，自主作出决定并且受到尊重是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价值。唯此我们才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回报。但是在复杂系统当中，一名学生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某一名老师的表现，而是取决于全体老师的表现。一位病人的健康也取决于几百人的共同努力。在复杂体系当中，我们依然在培养并鼓励人们成为独行侠，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地勤人员。教练培训所彰显的价值观并不是自主自决，而是谦虚自律，团队协作。

作为医生你肯定知道这些要求多么困难。但是我相信这样做的前景很重要。指引我们前进的北极星就是看到一切顺利的进展能够带来多么美妙的结果。当你看到一个学生终于想明白了以前想不通的概念，或者一位病人的身体得到改善的时候，那将会是你最满足的时刻。我们能够影响别人的人生，这是难能可贵的特权，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感谢在座各位与我一起参与这项事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