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2016-08-20 05:04:00桥上
《左传》人物事略19附:鲁隐摄位1/7

《隐元年—十一年传》: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p 0002)(01000101))(001)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p 0003)(01000102))(014、001)

《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p 0005)(01010001))(001)

《隐元年传》: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p 0009)(01010101))(001)

我的粗译:

我们惠公的头一位正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声子成了夫人,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三字,所以后来仲子也嫁到我们这里成了正夫人,她生下桓公后惠公即去世,所以我们立隐公摄政而奉桓公为国君。

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春天,王周正月,这一条《春秋经》上没写即位,就因为隐公只是摄政。

一些补充:

上面本节最靠前的两段《左传》也是现存《左传》最靠前的段落,依《经》分《传》者未系于某一年,盖因所述之事都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前。现存《左传》之设定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而且与现存《左传》相应的《春秋经》也是自这一年开始。杨伯峻先生在这两段之前有注云:

《春秋》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自《孟子?万章下》言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爵位,《礼记?王制》、《白虎通?爵篇》相继言之,然考之两周彝器铭文,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歧异,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名,彼此互殊者仍甚多。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古爵名无定称说》言之凿凿有据。鲁有四器称鲁侯,一器称鲁公。《尚书?费誓》为鲁侯-伯禽誓师之辞,开首即云“公曰”。考之《春秋经》,于诸侯之葬皆称“公”,《左传》于诸候亦尝称“公”,则“公”为当时对诸侯之通称。(其别有它称者,当另论之。说详隐元年?传?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扁)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依《史记?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隐公名息姑,《鲁世家》作“息”,然《诗?鲁颂?疏》,文十六年《左传?疏》及《释文》、《谷梁》首篇《疏?证》并引《鲁世家》俱作“息姑”,则唐时《史记?鲁世家》作“息姑”明甚,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作“息姑”,《年表》及《鲁世家?索隐》均引《世本》谓隐公名息姑,则今本《鲁世家》无“姑”字,盖唐以后《史记》或本脱“姑”字。隐公为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据《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故城的城垣,不少地段至今仍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高度在10米上下,是全城保存最佳的部分。虽然有些地段城垣已湮没地下,少数地方已无痕迹可寻,但整个城圈仍能复原。因此,它是先秦故城中城垣保存较好的一座。鲁故城的城垣,四周不成直线,除南垣较直外,东、西、北三面均向外凸出,但没有急转弯,城垣四角成圆角。据钻探实测,城垣总周长11771米,其中东垣长2531,南垣长3250,西垣长2430,北垣长3560米。(p 004《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一节、城垣与城壕?一、城垣位置及保存情况》)

在钻探中共发现了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南垣经过三次钻探,最后探孔的距离缩小到两米,但没有发现另外的城门。(p 007《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再贴一遍我利用《曲阜鲁国故城》附图为底图,根据我的理解和臆测,尽量涂去与春秋时代无关的痕迹,得到的春秋时代鲁国城内概况的示意图。很可能有应涂掉而未涂掉的,或者不应涂掉而涂掉了的,或者标注错误的。我的水平有限,只好请列位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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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曲阜鲁国故城》一书中的介绍,在上面的图中,我标识了一些居住遗址(右上向左下的斜条区域),居住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曲阜刚建城或建城不久就有的,标为“原”,一类是春秋时期才有的,标为“新”。图中我标的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还有春秋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冶铜遗址标为“铜”,制陶遗址标为“陶”,制骨遗址标为“骨”。当时鲁国城内有好几个墓地,分为“周人墓”和“殷人墓”,图左上部分标有“周墓”的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周人墓”的位置,另外标有“殷墓”的也是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殷人墓”的位置,当时城中人口不多,很多墓葬都在城中。另外,图中左下部分因曲阜市区占压,未能探查,故表现出是空白,但这一片实际上应至少有一居住遗址,乃当年孔子所居,在我标了“孔”字的地方。

关于当时“国君之名称”,我在前面曾有系统些的讨论,如您感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元妃”曰:

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名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及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据文二年《传》“凡君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宣三年《传》“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则元妃为第一次所娶正夫人。金文亦作“元配”,如陈逆簠铭(“陈逆作元配季姜簠”)云“ 擇(择)氒(厥)吉金,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

杨伯峻先生注“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曰:

《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语,续娶之意。昭三年《传》载晋平公娶齐之少姜,少姜有宠而死,齐请继室于晋。少姜非晋平公嫡夫人,而所续娶者反是嫡夫人。《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或有所据。哀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矣。僖公九年《谷梁传》及《孟子?告子下》均载葵丘盟约,有云“毋以妾为妻”,是必先有以妾为妻者,然后载于盟约以禁止之。但《左传》无此言,或未必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隐公”曰:

隐公非太子,十一年《传》“公之为公子也”,不言“为太子”,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宋武公生仲子”曰:

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孙。传世彝器有宋公 [音巠]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

杨伯峻先生注“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曰:

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于《史记?秦始皇瑯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手,手掌。《论衡?雷虚篇》、《纪妖篇》并改作“文在掌”可证。《自然篇》仍作“手”,则用《左传》原文。疑《左传》本作“曰鲁夫人”,与于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闵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传》)、于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传》)同例。

杨伯峻先生注“故仲子归于我”曰:

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 [从/从]’,鲁作‘ [止/(衣-丶-一)]’,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盖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耳。据下《传》文,归于我即嫁于惠公为嫡妻。而《鲁世家》云:“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云:“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桓公而惠公薨”曰:

杜《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详申杜《注》,理由有三。一谓元年《传》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大子即桓公,言其少,则非初生之称。又谓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隐公弗临,则桓公为丧主。若其年不足二岁,不堪为丧主。且羽父杀隐公,与桓公同谋。若桓年仅十二,未堪定杀君之谋云云。孔《疏》此说,甚有理。再考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时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七四八年。鲁隐公元年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时仲子虚岁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时,生子亦当早于此时。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曰:

杜《注》:“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然据下文《传》“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隐公行国君之政,而实奉桓公为君,非立之为太子。桓公之被立为太子,惠公未死时已如此,不待隐公再立之。桓公虽非初生婴儿,其年亦甚幼小,不能为君,故隐公摄政焉耳。孔《疏》极力申杜,驳郑众、贾逵二说。郑、贾之说亦谓立桓为太子,与杜则同一谬误。讫隐公之世,不称即位,惠公之葬弗临,于桓公母仲子之死则用夫人之礼,于己母则仅称“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礼,处处皆足以明之。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左传》中此种例子不少,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与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均曾先后指出,本《注》亦将随时论证之。

桥:上面那段《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是现存《春秋经》的第一段,《公羊传》于此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这是微言大义派,与《左传》不同,也与杨先生不同。《左传》于此只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而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则曰:

《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舀鼎(吴闿生《吉金文录》称曶鼎)铭云“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此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隐公以摄位称元年者,说详《隋书?李德林传?德林复魏收论齐书起元书》。又《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仅)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汉书?五行志》亦云:“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论语?卫灵公》载孔丘之言,主“行夏之时”。以《诗经》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考之两周彝铭,西周彝器大抵为王朝卿士所作,记月日多言隹(唯)王某月某日,如晋姜鼎铭云“隹王九月乙亥”,悉用王历。但东周彝器多为列国诸侯或巨族所作,则有用本国之历者,如鄀公簋铭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标明“鄀正”,以别于“王正”;邓国器有“邓八月”、“邓九月”。鄀、邓皆小国,俱不奉周历,或者以其国小而不颁历欤?抑或自行其是欤?鲁为周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经》仅云“春用田赋”,《传》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大致春秋初期,误算者多,其后日益密确,误算者遂渐罕见矣。商鞅量云:“十八年,齐 [辶\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一)为升。”则秦孝公时纪事亦标四时。陈骍壶铭云:“隹王五年 [西/大]□? [陳/土] [目/攴]再立事岁孟冬戊辰”云云,孟冬,则十月也。越王钟铭云“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云云,既言正月,又言孟春。则战国时器,有不仅言四时,且分孟、仲、季,如《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所云矣。董作宾《殷厉谱》下编卷一云:“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本《谱》所举祖甲二年之历版,首称‘月一正’(《后编》下一?五),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以对证之也)。”《愙斋集古录》有叔皮 簋铭为“隹一月”。 [(曰/鼎)攴]鼎“正月”作“征月”,极罕见。

杨伯峻先生注《昭十七年传》“在此月也”云:“杜《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災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以)在此月也。”古人迷信,常以天象与人事相连,以夏正四月为纯阳之月,谓之正月,亦见于《诗?小雅?正月》。《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夏正四月不应繁霜,故繁霜则忧伤。若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本应繁霜,何必忧伤?”((p 1384)(10170201))(091、116)。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曰:

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惟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公之元年,只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盖各有缘由,?传?文亦各有解释。定公元年甚至未书“王正月”,则由于定公之即位,在此年之六月。并详各公元年《经》、《传》及《注》。

杨伯峻先生注“摄也”曰:

摄,假代之义,下文“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可证。《鲁世家》亦云“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帥-巾]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五四〇、五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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