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陈云在大跃进中为恢复经济所做的努力 -- 某人

大跃进中，浮夸与饥荒并存。陈云是党内在经济方面资历最深的人物，他并不相信那些向北京作的报告。

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粮食的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年平均量的两倍，而进口（主要是小麦）则是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59年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几乎达到了57年的2倍。

1959年5月，因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使陈云的心脏病复发。不久，经毛泽东同意，陈云离开工作岗位，去外地疗养。陈云虽然因病未能出席后来的庐山会议，但他在事后看到了庐山会议的材料，这件事情对他触动非常大，他有很多话要说。他开始一边休养,一边利用机会在山东、东北、江浙沪一带搞调查研究。12月，陈云正在杭州养病，正好毛泽东也来到杭州，他这次是组织了一个读书班子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想当面向毛主席反映最近就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时汇报一下自己身体的恢复状况。陈云在信中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现在可以走两千米达(四华里)，但是与今年四月下旬上海会议后在杭州休息半个月时比较起来，还没有恢复到那时的康健情况。……今年五月廿三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30日，毛泽东给陈云回信说：“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的回信，是对陈云战胜病魔的鼓舞，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全国形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是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到了60年下半年，周恩来发出《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恢复了财经小组，而作为重建财经小组的关键步骤，周恩来亲自请陈云回来参加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在邓立群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一书中表示，陈云主张只有依靠一个更加平衡发展的战略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恢复。他主张减少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认为，农村组织内部的变化不能够为恢复或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要求更积极地运用价格政策；加强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现代化学工业，为农业提供肥料；恢复正常的市场渠道；大幅度降低投资率，并改变投资结构，从冶金和机械生产转向消费品和能够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特定工业品的生产；将57年后移居城市的2000万人口重新下放农村定居。这点，6月15日白岩松与陈云的大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访谈中，陈元谈到：实际上1956年的公私合营当中，他就提出来，一方面又要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希望更多保留各方面的积极性，让经济能自己运转。到1960年国家农业非常困难的时候，1962年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在当时是被称为反动，称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他是非常从实际出发的，他觉得农民要有积极性，国家的农业、老百姓就能够吃上饭，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天大，觉得这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所以他是从多年的地下党，战争年代，然后和平建设时期，这么走过来的，他深知群众的拥护，群众的温暖、群众的支持对于事业，对于国家，对于党的重要性，他非常从实际出发。到了62年，陈云进一步对平衡发展经济作出阐述，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怎样搞综合平衡？他提出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周恩来与陈云等制定的政策遭到了持续的反对，MZD仍然指望通过进一步动员农业劳动者及调动农业内部的其他积极因素来寻求农业的发展。多重压力下，这一政策直到2年后才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而61年陈云又进行了农村调查，在《青浦农村调查》一文中，陈云在对自己的家乡上海附近的青浦县的调查中发现，甚至在这相对繁荣的长江流域，在这还不曾报道有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也是粮食不够吃，同时党的干部的瞎指挥挫伤了生产的积极性，下面仍把夸大的产量报给上级。因此陈云要求进行比60年《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所包含内容更强烈更深刻的改革，建议进一步发展家庭生产、扩大自留地，农村政工干部对于农作物安排要少加干涉。不过当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大减少，有些地方提出各种粮食的自给自足是农业恢复的基础时，陈云指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已经削减得太厉害了，如果国家商业体系不能向农业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供应其他各种农产品，这些地区就要减少种粮的土地，从而减少他们向过交售的粮食数量。自给自足似乎为发展打下基础，但只会导致所有地区都更多地生产他们不具备相对优势的高成本的产品。我得说陈云是相当有远见的，真的要怀疑他是不是学过比较优势论和相对优势论这些经济理论。

为了征购更多的粮食，国家一方面用奖售紧缺消费品的方法来正面成绩农民交售粮食，另一方面严厉禁止在农村集市上买卖粮食。但征购量的恢复仍然十分缓慢。1962年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描绘了农村中的严重局面。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主张把调整期延长到65年年底，以便继续把农业发展置于优先的地位，并推迟实施冶金部王鹤寿和其他支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的人提出的工业计划；但除了毛，还有大批干部宣称调整政策已经为一次新的跃进创造了条件，并力图把新的跃进纳入预定在63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这场争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因为要求恢复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压力，他们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并没有贯彻到底，而62年的时候，MZD已经准备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新高潮，以打击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农村集贸受到限制，相对工业，农业的成果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