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1、中国很早就有十分严格的回避制度。明太祖时期，一度实行南北更调制度，即南人只能任职北方、北人只能任职南方。但是，由于地域回避限制过于严格，导致很多地方空缺官职难以得到及时补充，不得不又将回避地域限定为省一级，同时将滇、贵等边疆地区地方官员任职回避范围缩至府级区划。康熙时期规定，各级地方官员任职，“五百里内，均行回避”。

2、因为有了日本投降时干部准备不足的教训，土共在解放前的干部准备和培养是有计划、有系统的。当然了，城市管理经验不足是个大问题。这不只是南方的，北方大城市也有这个问题。

3、地委、县委书记都是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不同，不是说提拔就有人选的。土共任用的贤达，即便有入党的愿望，土共也往往希望他们留在党外，比如说曾泽生这样的。而新晋年轻党员，短短13年，就升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是很难的。就算38年入党的，49年解放时当到县委书记都很难。

4、这些干部形成网是不可避免的，和籍贯关系不大。自古就有门生、同年之说，更何况同甘共苦的同志和生死相交的战友。这张网有多结实，从纪凯夫案就可以看出来。纪凯夫案导致武汉特别市(当时和湖北省平级)市委重组，在1、2、3把手都被重处、且很快先后调离的情况下，时隔25年，湖北省纪委在文革后马上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翻案(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亲自出马重新取证、历时三年)。可见，即使是这张网的首脑人物悉数被拿下，网依然是很结实的。

5、干部交流不足，在那个时候是个大问题。不知毛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别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