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在一战到来之前，这样的场景出现过许多次。假如你能看穿苏塞克斯原野上一栋詹姆斯一世时代别墅的竖棂窗户，或者伦敦某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就会看到两个人正在激情洋溢地谈论英格兰种族与大英帝国的未来。一个人五十来岁，身材肥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造型好像一位乡绅。另一个人下巴突出，留着密实的八字胡，戴着一副同样厚实的眼镜。亨利.赖德.哈格德与鲁迪亚德.吉卜林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两位作家，也是一对好友。此时的哈格德已经凭借着《所罗门王的宝藏》与《她》而名扬国内外，受到过美国总统的接见，还曾经在好言好语的劝诱下加入了王室委员会。吉卜林则是歌颂帝国的诗人与高产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儿童文学在当时以及今天都广受喜爱。尽管哈格德生长在英格兰东部，但却是在在南非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并且见证了祖鲁战争。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年轻时曾在拉合尔与西姆拉当过记者。此时两个人都离开了自己熟知多年的生活环境，在英格兰乡村扎根下来。两个人都出于责任而缔结了并不令自己满意的婚姻，都被病魔夺走了一位深爱的子女，也都已经度过了创作高峰期。现在英国公众迫切地希望他们对于英国的未来发表看法。

爱德华时代的社会舆论着重强调大英帝国绝不是少数人的私产，绝不仅仅属于公学出身的探险家、掌管一方的总督或者——用吉卜林的话来说——“身穿法兰绒的蠢货们”。只有极少数人会公开表达反帝国理念，其中有些人是激进基督徒，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还有些人就像探险家兼诗人威尔弗雷德.斯考温.布朗特（1）那样只是喜欢无拘无束而已。进步派与保守派都相信，大英帝国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是伟大的文明成就。在具体问题上他们确有分歧，例如帝国的哪些区域可以尽早实现自治，加拿大是否必然与美国合为一体，以及如何应对“当地人”的法律以及宗教文化。但是双方都认为大英帝国富有文明教化的责任。在爱德华时代，最暴力的扩张主义者已经成了历史。塞西尔·罗得斯在1902年就已经按照马塔贝列人的土著仪式安葬入土了。从那以后，除了1903年弗朗西斯.荣赫鹏上校进攻西藏事件以及其他寥寥几起个案以外，帝国疆域几乎再没有向前推进过。泰迪.罗斯福治下的华盛顿与德皇统御下的波茨坦此时都比伦敦更加渴求开疆扩土。爱德华时代的国民英雄是踏遍天涯的探险家，例如驾驶强化船只勇闯南极的罗伯特.斯科特与欧内斯特.沙克尔顿，或者在埃及的沙石堆里挖出法老陵寝的霍华德.卡特与卡尔纳冯勋爵。曾几何时，英国人之所以背负着米字旗跋山涉水，是为了将所到之处纳入帝国版图，顺便为自己谋取财富。在一战到来之前的几年里，英国人之所以背负着米字旗跋山涉水，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战天斗地扬名立万的渴望。

哈格德与吉卜林都不是冒险家。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是如何将帝国主义导引向国内，从而改变英国的国民性。他们两个都觉得英国国民性遭到了政客的软化与腐化。哈格德很钦佩祖鲁人恪守古代律法的生活方式与清晰坚定的道德观。“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从不喝酒，直到白人把他们教坏了为止。到了晚上，他们的城镇并不会遭到各种丑态的玷污，而这些丑态正是我们的城市的特色。他们珍爱儿童，从不会残忍对待儿童，尽管偶尔也会打发掉一两个畸形婴儿。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打仗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总会斩草除根，毫不留情。”那么来到祖鲁人土地上的白人具有哪些权利呢？哈格德认为上帝肯定不会赋予某一个民族灭绝或劫掠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或者使命。“在我看来，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们才有权取得黑人的土地，那就是我们为他们提供平等正义的政府并且绝不错待他们……否则我们的做法就站不住脚。”假如帝国要存续下去，必须要有更多勤劳、聪明、坚强的英国人移民到海外。但是英国本身处境很不好——农业长期衰退，城市充满污秽。

吉卜林也抱有相同的看法。早年在印度的时候他赞扬过无私的殖民地官员们如何竭力对抗霍乱，女性杀婴以及种姓体系。他在信中告诉一位表兄，“总督府里最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会死于劳累与疾病呢？还不是为了让当地人得以活命并且保持健康吗？”对他来说大英帝国是一项道德事业，而且国内工业化城市里孱弱纷扰的大众根本不理解这项事业。他认为伦敦市中心是“充满了各种罪恶的四英里地皮”，是一片遭到严重污染的恶土，充斥着腐化败坏的文学与道德观、呛人的黄色烟雾以及各种污言秽语。就像哈格德一样，他也支持乔.张伯伦的关税圣战，尽管他认为绝大多数英国政客都很腐败，民主政体也只是个骗局而已。布尔战争的迎头痛击促使他创作了一首苦涩的诗作，名叫《岛民》。他在诗中批判了英国人的软弱，嘲笑了准备不足的英军士兵与他们的政治领袖。“不见青天的城市里的子弟们——没见过世面，没受过训诫，没学过规矩——你把懵懂的他们从街头挑拣出来，又把他们懵懂地推到战场上去。”此外他对于国内的板球队和足球队——“满身泥水的蠢夫”——以及射猎野鸡的乡绅也大加讥讽。从印度回到英国之后，吉卜林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的灵魂在泥土里，国家的兴盛需要倚赖经久不衰的农业智慧。

就像吉卜林一样，哈格德也担心英国的状态，并且认为土地与帝国的结合是唯一的出路。年轻人蜂拥进城市“去谋求生计，有时成功，有时陷入苦难，有时整天在码头门前游荡，只求打一份零工，挣得一块面包。”解决之道在于重建自耕农的英国，让人们将自身利益与土地挂钩，同时还要避免像激进份子那样煽动阶级对抗。他“坚决主张英国土地所有权应当比目前分散十倍，这一主张将会打散很多大型庄园，妨碍许多射猎爱好者的利益与乐趣。”萨福克乡间庄园里的人们都说他是个危险的社会主义者。卜维廉的救世军正在开办训练营，协助城市里的破落酗酒者与妓女重新站稳脚跟。哈格德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只不过规模更大而且要在殖民地进行。政府派遣他去加拿大进一步调查。由于帝国已经消失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帝国主义者曾经拥有怎样的影响力。反复宣扬大英帝国的哈格德与吉卜林代表了一类对于未来的清晰愿景——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者其他人设想的含糊未来，而是一个实打实的未来。但是吉卜林即将步入所谓的“仇恨十年”，他的“厌憎范围”包括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德国人、自由党以及托利党温和派。至于1912年“在英格兰则包括工会、民主制、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社会主义与单层住宅。”帝国还有意义吗？此时的帝国正在面临一项贴近本土的挑战，这项挑战将会令吉卜林怒不可遏。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frid_Scawen_Bl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