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在孩子快十岁时 -- 给我打钱87405

众所周知，英语很在乎一个与多个之间的区别，但并不在乎一种与多种之间的区别，可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后者是关注的重点。

对于英语和汉语的使用者而言，这和那的区别是以说话人为参照点，以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近关系来做区分。但在另一门语言中，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他们得说出绝对位置。

还有一种语言，在许多人看来是极为怪异的。在这门语言中，所描述 的事被分为五类：亲眼所见的、非亲眼所见的、显而易见的、间接的、猜测的。每一类都有对应的语法结构。令人十分好奇的是，为什么亲眼所见要比亲耳所闻更受重视？亲自所嗅、所尝、所摸呢？

那么，如果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数学，是不是说，因为数学总是在用关系来描述 数量，所以关系在数学中显得 特别醒目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描述一个连续量，数学的方法是用一个标准量为基准，度量所描述 的对象，得到一个值。

还记得前面那个关于位置的描述 在不同语言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倾向性的例子吗？数学在描述 数量时，是用的相对，而不是绝对。

上面谈的都是语言的规律。可究竟什么是规律呢？是事物本来的面目，还是人类的看法呢——如果是后者，显然我们将它称之为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侧重更为恰当。

如果是后者，语言中的规律可能是这么一回事：首先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优的解决方案，然后被广泛接纳。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谈论数学时，说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关系的学问，而在今天，却更愿意说，数学是一门关于模型的学问。

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今天，走进任何一个场所，我们听到人们的对话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和套路、模式有关的。这是不是受工化业大生产的影响而产生的呢？

对于上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做小心的猜测，而不敢轻易做出断论。实际上，越是深入的去调查，越是感到茫然。

中国人的特点是务实，这一点最近一百年时常备受非议。

大清帝国的覆灭，似乎在是否注重科学研究与国力强盛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然而走到今天，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一观点，即便二者之间有联系，却是可以肯定的说，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这就好比我们如今能用技术手段去监测大脑皮层的活动，却始终无法解释言语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最多知道，有一些大脑受损的人突然之间有了外国口音。

一位挪威妇女在1941年大脑受损，幸运的是，她后来得以康复，嫁人生子。但在她身上却出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她说话的音调变了，重音不再是挪威式的，而是德国式的。可是另一方面，她在恢复初期就已经能够唱歌，这说明她对音高的掌握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变化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操有德国口音的挪威人会被当地人视为叛徒、卖国贼。

这让我联想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学生掌握某些知识，只需要经过A、B、C……便会得到Z这样的结果。可是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想到，老师的生活阅历不是学生可以比拟的，并且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生活阅历是理解知识必不可少的。

这个想法一浮现出来，就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因为教学很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活动：在只知道条件A和B的情况下，就指望学生能达到目标Z，而对于条件C、D、E……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知其所以然这条路似乎不再是那么令人神往了，我们开始怀疑，这是一条不归路。也许，知其然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句话（大意）：信仰就是当你趾高气昂时会扔到一边，走投无路时却拼命抓住的东西。

我现在意识到，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时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