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话与小国——乱弹几则 -- 桥上

一、对话，有各种方式

对话，不一定非得用语言，如果语言不同，可以画图，可以比划，代替语言进行交流。还可以“执干戚舞”，也是一种著名的对话方式。那是在中国古代，当时，舜的部族和“有苗”部族冲突，争执不下，于是舜让手下拿着“干”——盾牌和“戚”——大斧，舞动起来，展示武力，传达自己的决心，“有苗”就被镇住了。后来李白非常羡慕，作诗云：“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所以这“执干戚舞”，也可以代替语言。

语言，无非是用来互相沟通的符号系统。但在任何一种语言系统中，符号总是有限的，每个符号都会覆盖不小的范围。由于对各个符号覆盖范围的理解未必一致，即使用同一种语言，人们有时也未必能互相理解，那互相之间就无法顺畅沟通。而人们对每个符号所覆盖范围的共同理解，需要长期磨合，因此，互相理解并不简单。

而国与国的交往，因为双方日常使用的往往不是同一种语言，所在环境有时也大不相同，即使有翻译，也很难把意思传达到位。好比抗美援朝之前，总理请印度大使传话给美国人，说是决不坐视，美国人就没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置之不理。当然，也许当时就算理解了，他们还是要试一试才甘心。只有经过了血与火的对话，后来他们再听到我们说这句话，才能当真理解其中含义。

因此，“执干戚舞”也是语言的一种必要补充，往往，即使“执干戚舞”了，也未必能平，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常态，说不定还得抄真家伙来诠释一把。

二、反复无常是小国的特权

中国已经是大国了，除了与另一大国美国打交道，还会更多地开始以大国身份和小国打交道，就不能不认识到小国的特点。

在现在的时代，小国不可能与别人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只好进博物馆。要发展，只能开放，和外部交换，总会有必不可少的资源无法具备，只能受制于人。他们如果想独立自主，比我们这样的大国须付出更大代价，有时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小国不能有大国的作派，所谓“小国争盟，祸也”。当初，要不是铁托风光一时，可能也不会入了美国的法眼，最终那么快就身死而国灭。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小国自该有小国的生存方式。这也许是“不当头”的另一个角度吧。

一个人当一群人的头是一回事，一个国家当一批国家的头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能提出正确主张就行的，一个国家往往有很多利益不同的人群，没有极强大的力量并且顺应了潮流，是无法摆平的。

和我们习惯的大国思维不同，小国由于不太可能独立自主，必然要见风使舵，朝三暮四是轻的，撒泼打滚更常见，这次菲律宾和印度就一家给我们表演了一场无赖大戏。

但这是小国的处事之道，无可厚非，有时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国家争取到最大利益。他们的仁人志士，比我们的，要无奈得多。

三、各领风骚三五年

小国需要经常转向，但一般不会由一人分饰两角，极变态的也不是不可能，好比昂山。一般，还是由他们内部不同派系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来实行这种转向。

因此，当出现对我们有利的转向时，我们可以鼓励相应派系及其代表人物，给他们一些实惠；出现对我们不利的转向时，我们要打击相应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争取让他们得不偿失。

这其中固然要做说服工作，但有时语言是苍白的，有时又完全是对牛弹琴，好比您同阿基诺三世讲共同发展，同莫迪讲平等相待，同安倍讲世代友好，恐怕就是如此。有时，“执干戚舞”是必要的，有时，用飞机大炮发言也是必要的，总之，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所谓文事必有武备，我们应该具备影响那些小国中敌视我们的派系及其头面人物利益的手段，有时，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

历史上有个经典的场景就是斯大林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其实还有之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签互不侵犯条约，瓜分波兰，或者有指责斯大林这种行为是滑向了帝国主义的，但在我看来，斯大林是在用丘吉尔、希特勒之流能听懂的语言和他们打交道。

大国总要有随波逐流以外的手段，这也许不是外交官的责任，但外交官不能因此认为只有他们折冲樽俎才是唯一和外国打交道的途径。有外交官认为李鸿章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们忘了李鸿章还是北洋海军的上司，他们忘了前辈外交家不肯签二十一条，他们忘了甚至常委员长在首都陷落、国土大量沦陷、海空军全军覆灭之后都不肯投降，而他们竟然超越他们的职权范围谈什么东南互保，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至于西方舆论，本质上只会对我们敌视，只能设法影响个别人，不能因为顾忌他们影响我们的行动。

四、春秋无义战

再说回斯大林，在我看来，即使您坚持国际主义，也只能照他的路子干，因为他不是哪个个人，而是苏联的领袖，同时严格地说，不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因为他主要的权力来源是苏联人民，而不是那些革命者。拖着那些人民去支援外国革命者，未必是马克思的路子。真坚持国际主义也只能照“切”的路子干。

当初列宁稍微理想主义了一点，为苏联开了个自决的后门，结果到八九年，尽管之前投票多数苏联人希望保留苏联，但却让那少数几个人利用这个后门，一下就把苏联弄没了。最近普京还专为此讲过话。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这和当时的条件有关，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国没有义的资格，春秋之时，没有太大的国家，很少有人有义的资格，因此“战”起来不大可能有义。

列宁也说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不“义”的，但在当时，他也无法阻止各国打起来，尽管各国共产党试图反对战争，但只是让他们的拥护者变少了。后来只有已经掌了权的俄共可以主张停战并成功了，但结果是布列斯特和约，并不完满，还得靠斯大林和希特勒作交易，才把那些失去的领土拿回来。

而在春秋后的我们中国，大一统是常态，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不太注意“义”的条件，好像这“义”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然。

即使在现代条件下，虽然在大国控制下并不一定有“义”，但没有强大力量的掌控，就一定没有“义”。

现在我们已经是大国，但毕竟还不是头号大国。虽然可以高举某种“义”的大旗，但还要认识到没有足够的力量，还无法实现我们的“义”。如果不能逐步实现全球的大一统，那么“义”就不太可能成为主流。

另外，在类似于春秋的条件下，由于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其实也就有不同的“义”，互相很难沟通，除非一方迁就对方采用同样的语言系统。

因此，不可能指望用我们的“义”说服所有人，有些人利益所在，是不可能响应您的“义”的。

即使那些可能说服的人，要说服其中足够多的人也是个漫长过程，恐怕得接近十年，而即使这些人多数被说服了，到他们真能采取行动，所需时间也要接近十年甚至更长。

五、庖丁解牛

虽然是要打击敌视我们的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但也要找准打击点，拿对工具，“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该用大锤用大锤，该用刀用刀，该“执干戚舞”时“执干戚舞”，能说服的也要慢慢说服，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小国经常不按牌理出牌，我估计背后的因素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是敌对派系从他们的理念出发，谋求他们国家的利益，要和我们对立，这该让他们认识到这么干其实对他们国家没好处，我们一直宣传的搁置争议，谋求共赢当属于这一类，但还应加上让挑衅只会吃亏的行动，让他们计算到对立对他们国家有害无益，不能让他们理解为向前拱总能有便宜占，至不济也不会吃亏。因此，我们也要尽量从双方的紧张状态中得到好处，同时要让他们再不收手就会下台，好比越南。

二是敌对派系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挑衅行动谋求他们民众的支持，我们要大张旗鼓地让他们国家在这上头吃亏，让他们民众看到这种挑衅行动没好处，同时设法打击这一派系的利益，即使不能让他们收手，也能警示后人；我们还要在双方争执的各个方向上向前推进，哪怕将来在一定的方向上放一部分出来让他们民众看到我们的大度。好比阿基诺三世，好比莫迪。

三是（认识到与中国友好对他们国家或自身有好处的）友好派系有时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挑衅行动谋求他们民众的支持，但往往形式大于实质，好比杜特尔特上台以后也在南海问题上嚷嚷过几声，我们只能尽量降低影响。

不过我不赞成培植代理人，那些友好派系也是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对我们友好，而且随时准备着两手，一旦他们认为对我们友好对他们不利，会立刻翻脸，不会对大国讲交情。友谊是大国才讲的起的，大国将友谊坚持到底会积攒下朋友，长远看会受益，会有威信；但小国及其各个派系（不是个人）在国际上（不是国内）不需要威信，这么干会死得很快，没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