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戚大帅回忆录提到的一件三角狗血剧 -- AleaJactaEst

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二十四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湖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不久经过师长邓允庭的同意，我们就结合了。

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

战争年代，特殊时期，一切从简。 

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依靠着蔡协民庸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随声而入。

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嗬！金屋藏娇么。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同志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

1930年1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军入闽后一年里，闽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分田运动蓬勃开展，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喜人。

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

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 

“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来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20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安排大会发言。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他。

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1931年7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是年7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我也随同他一起赴任。

这一年的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段日子，我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翌年初，我们接到中央免去蔡协民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厦门市委巡视员的通知。

显然这是那个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告“御状”的结果。

1932年1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同志则百般劝说。

最后，王海萍同志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同志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

小铁牛刚到厦门时还是好好的。到了那个医生家后，虽说一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当时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节，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传染上了麻疹，接着又传染了天花。两个多月就断奶的孩子，又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并染上急症，尽管医生家人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挽救不了铁牛幼小的生命。

为了尽快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我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已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几杯黄汤下肚，他就发起了牢骚和怨气。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民是中间派，他嘴上没说，但心里却不服气。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两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

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

10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我们刚回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和条件都没有。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往在机关里。谢飞同志曾经是刘少奇同志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群岛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查揭发，划清界限。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与无辜，但无济于事。

1933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恶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年底，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5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 。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3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分，但这时，我对陶铸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是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陶铸被王明撤职，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铸租了间旅馆，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度了10天“蜜月”；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变的谣传；我冒险进县城寄钱给陶铸

那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长陈之枢接任。

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礼治，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临行前，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10天幸福的“蜜月”。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

刚开始时，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信虽简短但充满热烈的感情。来了四五封信后，突然就断了消息。我每天翘首等待，等啊，盼啊…… "

后来我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晾在那个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

而说陶铸叛变纯属谣言，事实上，陶铸被捕入狱后，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尚品格，严守了党的组织机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后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3个月后，被移交国民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团结狱中的同志，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估计是张铁同志托人带到福安的。我将信交给叶飞同志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同志，陶铸病重，可否寄给他一点钱，他表示同意。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可是极大的冒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作为自由人的我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致使病情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