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肃反沉冤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 -- 温相

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的戴向青,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50年代初,戴向青有机会到赣南、赣西南和东南一带,发现这一带二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AB团的,颇有点谈虎色变。因为30年代打AB团时的滥捕乱杀的情景,使苏区人民数十年后仍心有余悸。被当作AB团处决的人,其子孙与其他亲属长期受到牵连和歧视,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入团入党、升学、招工所受的影响更不用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被划作地主。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在那个年代,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尔后,戴向青又几次来到赣西南,谁知50年代初期,中央慰问团慰问老革命根据地时,曾为一些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说是当年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到什么程度?哪些错了?哪些没错?却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标准,缺乏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依据……这自然引起了戴的不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

　　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0年底,全国党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戴向青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学会理事。因此,他有机会接近党史学会顾问肖克,他将自己的几篇文章送请老将军指正。

　　肖克当年亲身经历过总前委的黄陂肃反与苏区大打AB团的运动。1981年3月至8月,肖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和在有关会议上,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1982年5月,他又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再一次谈起当年肃AB团与富田事变。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大致经过,指出事变的主要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肖克的讲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出了肖克秘书国琦、东霞夫妇合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江西苏区初期的肃反与富田事变》。

　　肖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