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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马伯庸:保卫龙脉大作战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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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2,摧残龙脉的刁民与思虑周详的基层干部

按照行政区划,大、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都”是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以土地来划分,和以户划分的里甲制并行——不知何时,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

灰户,即是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石灰吟》,抛开个人志趣不谈,四句诗恰好也是古代采制石灰的标准流程:千锤百炼出深山——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烈火焚烧若等闲——把石灰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引火燔烧,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加热过程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块状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举凡建筑、消毒、装饰、炼丹、战争、医药、印染、造纸、船舶等行业,无不见其身影,需求量极大。

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充做燃料,开窑极为便当。当时的记载称这里“随挖随烧,随烧随碎,柴省而灰美,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沿星江河南下,从上饶可入鄱阳湖,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钱塘、杭州,自清弋江入长江,顺流可到南京、扬州,可以说是辐射吴楚,物流快捷。

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风水理论里,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本县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

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学大多来自于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书惯用的抬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投地有声: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启元、大理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而这个“廪增附生” ,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洪武爷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变,怎么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做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都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而且不全是优等生。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于《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

一个典故,便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 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么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趟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复:“合帖生员程法世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少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屁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 至于说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施肥用草木灰足够了,哪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所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谭昌言不是本地人,不清楚过往典故。而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都是悚然一惊。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能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他们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从金衢严兵备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之后,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止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惊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止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么一个理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却没有立刻从善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可不能粗暴地一禁了之。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们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产。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做“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90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们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左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右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蓬头山、龙山、日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坐守着石灰大山去外地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 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周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里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泪……釐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从府一级的视角来看,最为看重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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