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伯庸：保卫龙脉大作战 -- 万年看客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婺源县有意无意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没提，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又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烧灰的盈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眼看前往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的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的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山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们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们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您就尽管放心吧。

不过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却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谋利，可再一仔细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山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却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上溯到八年前，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万历皇帝一来是派宫里的太监充做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是他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的收入吧，主要来自于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针对民间现有的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场也要抽一笔税。

这种税如跗骨之蛆，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虽然自嘉靖四十三年始，但灰税却恰好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件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根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取。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位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一百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跑到矿上，用自己豢养的打手去压迫灰户王五、付六，统共收上一百二十两银子，一百给公公，二十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

对于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负作用也特别巨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则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籍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这个长林抗议的原因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因为包税的缘故，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到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辞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籍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 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 ——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不理性。

于是整件事从“官府漏蠲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