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TE柏林墙以东: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与货币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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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许多左派同志中盛行一种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观点，将上个世纪东方两个大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归咎于官僚主义和领导层对人民的集体背叛，却不从去反思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过渡尝试中，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才是导致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这种将运动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个词进行准确概括：觉悟论。

这只是“觉悟论”者的观点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这种思想是寄托于官僚的自发醒悟、自我改造，言必及人民，但是阐述观点过程中又将上个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官僚权力过大的问题暴露。“觉悟论”常见于毛左、苏粉、托派言论中。

社会主义，明确来说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同时这也哲学意义上的时间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整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方向必须要明确——即构建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将生产体系进行非商品化改造的过程，一切经济成分的改造是围绕着如何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所残余的商品经济因素来展开的。而在这些商品经济残余中，商品货币体系是重中之重。它的消亡，新的能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的建立，才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得以最终跨越的标志，反之，在过渡尝试时期，就将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无法突破和发展的状态........

因此，20世纪计划经济的失败，是必然的。

20世纪的各国Communist Party执行的所谓公有化（鉴于公有制的概念已经被庸俗化为共产主义无关的国有制，以下统称为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方针，实际上更贴近于19世纪“卡尔·欧根·杜林”式小资产阶级Communism的翻版和扩大化（以下统称为“杜林模式”），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商品货币计划经济”。

卡尔·欧根·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公元1833年1月12日—公元1921年9月21日，19世纪德语作家、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

商品货币计划经济，是怎样的？我们不妨翻开《反杜林论》，先看看恩格斯如何说的——

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劳动券）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货币。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而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单身汉用他一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凄惨度日。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货币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货币。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 {劳动券}*（注意这里，下文） 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货币职能的全部条件。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为公社所接受，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类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现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 《反杜林论》 ，《马恩文集》九 ，p320-321

可见， 按照恩格斯上述对杜林的批判，在这种计划经济中，本来应当以更符合共同社会经济模式的分配体系当中，却依然存在执行原有职能的商品货币。而这种方式，在实际经济运转过程中却存在很大的弊端，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使得这种计划经济最终无法长久运行。

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经济中，是明确反对将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体系也一并带入其中的。

要知道，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质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共同生产体系的非商品化，而非着眼于“计划”二字，简单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官僚计划主导的僵硬经济模式”，是错误的。

对此，知乎用户 张义潮 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精彩论述（如：张义潮：公有制经济有什么作用？）

以及国家通讯社转载的一文

苏共的经济错误：社会生产中的商品因素和滑向资本主义 | 《十月革命百年和当代共产党人的教训》第三章第2节

都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经济（一切商品经济存在因素），建立非商品化的社会所有制产品经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不以商品货币计量的利润为生产目的，社会化工业整合型，旨在节约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生产模式）。

同样的，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构筑基础上，就必需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一种非商品化的、与过往流通货币有所区别的、能够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使得社会个人能够将自身的劳动时间直接与社会产品挂钩的分配方式。

然而遗憾的是，在20世纪各国Communist Party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过渡试验中，同样暴露出了以上引文中，恩格斯批判“杜林模式”所存在的问题——社会共同生产的非商品化方向与商品货币体系之间存在剧烈冲突，这种无法克服的冲突，成为了失败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从上述恩格斯的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商品货币具有“存根”、“可储存”、“可流通”、“存量上的相对有限” 、“流通过程无法追溯”的存在性质，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成为了唯一普遍地能够在社会中流通并且充当商品的交换媒介，当生产与交换大规模扩展开来，商品货币就不再是充当“使用价值”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其在执行交换媒介使命后，并未因过程结束而销毁，而是继续存在），导致劳动或者支配劳动的目的从换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单方面货币“储蓄量增加”——甚至来说，无论是社会劳动还是私人行为，只要能带来货币流通，能够获取货币，都可以纳入到“商业行为”之中，无论其是否有害于社会——这正是多挣钱盈利这种商品拜物教思维的本源。

而货币发行、存量上的相对有限，在货币进入N次流通，整个社会运行所充斥的盈利机制的作用下，将会导致一部分人富有货币，一部分人很少甚至没有。没有货币的人在社会上付出的劳动【不被承认有效】而富有货币的人却能依靠货币的支付来号令他人为自己劳动，那么这就实质上导致了个人权力的丧失以及异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没有货币的人必须依附于有货币的人，才能在社会【求存】，那么反过来，就相当于有货币的人成为了没有货币的人的【主宰】。

可见，商品货币的自身具有的特质，使一切企图约束它的社会组织，根本无法去阻止因其自身聚集、增值而带来的社会权力集中。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相继指出——

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马克思《资本论》1，《文集》五，P155-156

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集》四，P130

马克思的基本逻辑在于用商品解释货币，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货币本身没有权力，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力的工具，是来源于普遍赋予它的社会力量。

商品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的囤积，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支配力量——，拥有它多的人，社会权力就相应大。正因如此，货币就绝非是通常人们所认知的“一般等价物”这么简单，而是彻底的社会权力标志。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体系的非商品化过程中，如果执行经济的调控中枢却依然是商品货币，那么将反向渗透、割裂整个非商品化生产体系，导致社会共同生产中，人民的权力随货币的流通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这种由货币自发的、内生性的集中导致的权力集中，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因为这是社会“承认和赋予”的，即便人民的本意并非如此，却集体无意识地变相承认这种权力，因为每个人都承认了国家银行发行法币的信用。

不妨继续看恩格斯怎么说——

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

——《反杜林论》 ，《马恩文集》九 ，P322

这样，这些人把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了使未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反杜林论》 ，《马恩文集》九 ，P329

不知道各位从中读出了什么？

哈！简直就是神预言！预言了20世纪的各国Communist Party领导的共产主义过渡试验尝试，最终是怎么堕落、倒退和失败的。

当然，恩格斯可不是什么神棍，只是其对19世纪末杜林模式的批判，依旧适用于20世纪各国CP领导的失败的共产主义过渡试验。

为什么苏G和某G从中前期开始，体制内出现越来越多的权贵阶层？

为什么他们的权力很大，民主监督根本无法有效约束他们？

他们是如何控制了社会生产？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

为什么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们一个个原来都来自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怎么都成为颠覆人民政权的“走资派”了？

——所谓的走资派，就是货币自发力量的人格化！

当计划经济的非商品化方向，与货币自发力量产生激烈冲突，货币为了求生、增殖，能不去破坏这种意图禁锢甚至消灭自身存在的体系吗？

即使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解体，但是其本身存在意义也已经与初衷相去甚远。将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停留在对官僚主义、民主监督缺失这种表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真正根源——货币，这种自发力量的人格化对计划经济的腐蚀、破坏与颠覆。

恩格斯从逻辑上，揭示了 “商品货币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这才是导致这些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与一切“外因论”划清了界线——正如某些左派同志将失败原因归咎于某些偶然的外在因素，例如“道德觉悟论”、“官僚决定论”、“能源论”、“冷战竞争失败论”等等。

要知道，马克思主义重点强调“内因论”。

无论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不管是不是）宣称自己所有的社会生产工业体系【完全】实现了【生产上的非商品化】，而只要考察其劳动预算流通形式，工资的体现是否统一以货币结算，再者就是货币的发行是否掌握在中心化的权力部门，也就是国家银行手中，就可以判定出其是否在【说谎】————这是假社会主义的自我辩护。

无论是苏联的卢布、还是一G的人民币，在整个计划经济中执行的都是商品货币职能。

货币由国家银行发行，国家银行由官僚掌握；人民无法实际控制国家银行，却认可国家信用，及其发行的货币——即是说，人民是在托信于官僚，相当于实质上在进行一种“承认并赋予官僚掌握国家经济调控命脉的行为”，将本应由人民集体来掌管的经济调控权交给少数官僚，这无异于开门揖盗。即便所谓“可实行”的民主监督听起来多么响亮（要注意的是，20世纪的信息技术水平也无力支撑这种“监督”），却无法有效去阻止官僚为谋求私利和权力的扩大化，在社会经济中大量生产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的行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甚至，也无法阻止人民内部成员开始加入到这种谋求商品经济私利的行为当中——怎么都消灭不掉的黑市经济和自发的小生产，而这些计划控制外的经济成分，背后都是国家信用背书的....

.....此外，既然存在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也就无法阻止官僚利用货币手段调控，这时人民却通常缺乏知情权和制衡手段。

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是共产主义过渡试验停滞，货币流通的力量，使得国家资本主义分崩离析，退回到私人资本主义。

民主专政、民主监督看起来美好，然而实际上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却难以真正执行作用，货币天然具有权力依附性，不掌握货币，手中即是“无权”，“没钱，你根本无法动员其他革命力量”。

所以，这一切都无解了么？共产主义是必然失败的吗？

——以“商品货币计划经济”来发展共产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既然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实现产品经济，就必须要在推进生产体系的非商品化改造的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去消灭作为阻碍的商品经济残余——货币体系。

既然商品货币具有“存根”、“可储存”、“可流通”、“存量上的相对有限” 、“流通过程无法追溯”的存在性质，要克服这一问题，就必须反其道而行。

这就要回到前文引用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节选第二段的“劳动券”中

什么是劳动券？

劳动券是一种不需要借助于商品货币关系来计量劳动和进行消费品分配的凭证，最早是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R·欧文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在他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中曾加以使用。欧文认为用标明一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券代替货币，能消除剥削，实行“公平交换”。欧文试验的劳动券是以直接社会劳动为前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试验归于失败。

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了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同样的，罗伯特·欧文在这种条件下设想的劳动券，只不过是一套“平行小市场”的代币，认为其能消除剥削、维护公平，不过是“掩耳盗铃”。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消灭商品货币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欧文等有关劳动券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过渡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劳动券作为在劳动者之间分配个人消费品凭证的设想，劳动者按其所参加的社会公共劳动所付出的社会劳动时间而得到的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其主要内容有：

(1) 劳动券的产生以直接的社会化劳动为前提，个人劳动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并以社会全部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

(2) 它是生产者个人参与公共劳动份额的证明书和从社会产品储备中领取应得份额的凭证，它是不能流通的；

(3) 劳动券上所载明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随着高度自动化而不成问题）；

(4) 凭券可以到社会产品储备中领取与劳动时间相当的任何产品，而不限于自己生产的产品。

对此，马克思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马恩全集》第24卷，第397页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的理论构筑当中，维系经济运行的绝不是商品货币，而是存在性质的逆向运用：

劳动券不可流通，就不存在私人间的交换，也就不会出现囤积更多劳动券的行为；劳动券作为个人参与社会公共劳动的所付出的时间凭证，它不是商品，劳动券是归属于个人，无法转移；劳动券在劳动者拿去领取个人消费品后，将不再进一步流通，而是集中销毁。进入再生产环节，将重新制作、分配，数量直接受社会总预算（总劳动时间，以及这些劳动时间分配在各生产部门的各种产品）限制，绝不存在溢出的可能。

而劳动券的存在及使用，也是有限定条件和基础的：

1.以社会所有制、产品经济为前提；

2.由于没有货币资本存在，价值规律将被消灭，将不存在“劳动价值”（谁的劳动或行为获得货币量多）谁比谁大，而是统一作为“社会有用劳动”，平等看待；

3.计时工资完全取代计件工资成为支付劳动报酬的形式；

4.只向付出时间参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劳动者发放，私人劳动是不发放的；

5.券面本身不可继承、转让，但可以在劳动者使用其兑换产品后，将产品消费权转移给他人。

各种社会劳动，从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功用性”来看，是不同的具体劳动在不同领域和时间之下的使用价值产出，具有质的不可比较性——除了共同为社会所需又是紧密相连，比如清洁工为科研提供良好环境，科学家的研究为保洁卫生技术提供发展，根本就不能来衡量谁对“社会贡献”是相对大。

劳动券的存在及使用的积极意义：

1.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大商品经济残余——货币，同时帮助社会各劳动部门更为充分紧密地结合起来；

2.劳动券作为最直接提现“社会化生产关联性收入”的凭证，有效堵住“劳动为了价值货币而不是实际产品”的漏洞，杜绝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或者无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劳动参与对大多数社会消费产品的瓜分；

3.社会产品分配更为合理，消灭贫富差距。收入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参与社会必要劳动的技术熟练度，但是差距不会太大，并且可以缩小的，绝对不会像资本家和普通人那样千万亿倍的差距；

4.保证了个人劳动权利归属于个人，劳动券中的不可流通机制将劳动成果根据各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时间重新“分散”，因而不会像商品货币那样流通、聚集而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权力，从而保证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

5.发放、领取、作为兑换凭证，社会到个人，个人到社会，点对点，不受资本货币存量影响，而是真正地直接与社会总劳动时间（劳动预算）、社会总产品挂钩；

6.绝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与社会劳动时间成正比，受社会总产品控制）。

因此，完全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不是庸俗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应当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产品经济+劳动券产品兑换制”，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共产主义制度只有构筑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产品经济+劳动券产品兑换制”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坚若磐石，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经济民主，全面发展。

20世纪共产主义过渡试验的失败，便是由于一方面共产主义者理论实践上的不成熟，对商品经济、尤其是商品货币的认知出现重大失误，就比如市场社会主义教徒的“计划模拟市场论”和某些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左派所谓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论”（殊不知价值规律本身就是依托于实物货币机制的，消灭了货币体系，自然就消灭了价值规律），导致经济上无法进一步克服商品经济残余的问题，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技术上的不成熟，劳动券“不可流通”“不可继承”“可对来源进行追溯”的运行机制不具备切实可行的技术基础，这将无可避免的滑落回商品货币的道路。

早年间的苏联和中国井冈山革命时期，都发行过所谓的“劳动券”，但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水平，所发行的劳动券只能成为一种“代币”，不可能真正执行起“劳动券”真正的产品兑换职能。

仅有生产领域的非商品化，无法完全消除货币的流通囤积性质对所有经济领域的腐蚀，这是两条都需要并进的道路，任一方面都不能忽视——根本原因在于，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或许能够在社会联合生产条件上尽量去贴近“非商品化”，以生产部门间统一核算、虚拟账面会计结算和统一预算制度等方式来削弱货币的商品性质，但是依然无法消灭货币的流通职能，也就消灭不了权力集中问题。要发展共产主义，就绕不开要发展在技术条件可行下的劳动券机制，更进一步消灭商品经济残余，发扬和巩固在这种分配体系下构建的民主。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以前，劳动券只能是一个设想，不具备切实可行性。以20世纪的技术条件，只能发行类似纸币那样的“纸质劳动券”，而这不过是19世纪30年代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和杜林模式的翻版和扩大化——因为纸质券面，依然无法处理这种“劳动券”在限制私人间流通的问题、劳动溯源问题，甚至最根本的——劳动券由什么机构发行？如果依然是国家银行，那么这依然脱离不了中心化带来的官僚权力集中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导致实行这样的劳动券制度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变相货币。并且劳动券以纸质流通形式存在，那么，在兑现消费品后就需要销毁，这样每天印刷和销毁的任务量就非常大，相当于额外增加了大量劳动；而且纸质劳动券不能正常解决找零问题；消费者手中的劳动券数额在每次消费后都要官方确认，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繁琐，使其运行的效率大大低于当时的信用纸币，而且由官方确认又可能产生官僚权力；同时，没有信息技术就不能绑定个人信息，无法实现个人劳动获得的劳动券成为自身到社会点对点的绑定，这样一来仍然无法杜绝个人囤积、伪造和倒卖劳动券的可能。

也正是因此，20世纪Communist Party无法落实劳动券设想，也就无法真正的建立共产主义。

但是进入到21世纪后，信息技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曾经在马克思时代和苏联时代无法实现的设想，不久将来将会有实现的可能，比如超级计算机、移动支付、电子货币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的进步和积累，为劳动券的实行提供了可行性：

移动支付、电子货币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易支付方式从纸币过渡到了记账货币，社会进入了“无现金时代”，纸币的使用范围将大大受限，无疑这将使得过去纸币流通中不可控的因素大大降低。别小看支付方式貌似是从实物变成了加密数据，可是，这几乎使得伪造货币将成为历史，同时货币支付的分割也不再受限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面值，而最重要一点——电子转账方式，必须依附于互联网平台，那么电子货币的流通过程都是可以追溯的，将不会出现过去纸币时代，货币来源追溯困难的问题——那么这就为解决过去劳动券尝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分割兑现困难、难以区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问题，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就比如现在，电子转账的普及无疑助力了打击贪腐、贿赂、洗钱）。

电子货币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为解决以前实行劳动券过程中遇到不易分割，难以区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即将劳动券“电子虚拟化”。

当然，笔者认为影响劳动券制度具备可实现基础最重要的是区块链技术，在更有利于将社会所有部门生产的数据连接起来的同时，也会对商品货币体系造成重大的影响。区块链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其去中心化和共识机制，无疑将摧毁国家银行在后电子货币时代，继信用纸币发行权的实际消亡之后，剩余最后一块阵地——货币记账权，这将导致中央官僚再也无法通过掌握货币、调控货币、增发货币来为自身谋求私利，意味着中央货币体系的消亡。而区块链其他方面的运用，比如分布式记账原理，使得信息不可篡改，任何社会个体的社会劳动都能够进行公开的账本记录，任何人的社会劳动付出都是可以查询到的，任何人都无法窃取他人的劳动券，也无法窜改自身的劳动券额度；而POW工作证明机制的深度挖掘与运用，将之与产品经济生产体系进一步结合，那么就可以在一个去中心化条件下，通过电子系统有效地计量个人的社会劳动时间和相应完成的社会劳动量，以此作为根据自动来发放相应的、归属个人兑换社会产品而使用的劳动券额度，而非由掌握货币的个人、机构，这就消灭了私人通过储存货币、利用剩余货币所产生的权力对他人进行劳动支配的可能。

区块链技术普及和运用，其最大的功劳，或许是解决“劳动券”的发行的中心化的问题。所以，如何在一个共识机制下，将“劳动券”以一种虚拟的信息链条的形式呈现，作为社会个体参与社会劳动的可溯源的数据记录，来连接社会生产、社会产品兑换、消费的过程，才是未来发展、并将“劳动券”落地的研究方向。

最后，以列宁的话作为本文论述的结尾——

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

——《在全俄社会教育一大上的讲话》，《列宁全集》36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340

组织的进步是绝对离不开新技术的运用的。

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革命也将进入新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而新的运动形式，必须要求共产主义者在重新理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理解什么是社会经济的“非商品化”的基础上，去重新考量过往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货币，对历史上共产主义事业的阻碍和毒害。还有就是要研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哪些技术进步能够去建设共产主义，绝不可忽视当代信息技术的巨大的变革意义。

在新时代和条件下，许多许多斗争的方式，将有所变革，共产主义或将不再遥远，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千年愿景”。

而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这么一个崭新的平台下的斗争，才正要开始........

下一章节，我们来探讨：基于信息时代下劳动券的新发展方向的研究——电子工分制度。